总部经济时代
——你认识它吗？
老板唐立先生又要回自己的家——多伦多去了。他的妻子和他那活泼可爱的小女儿正在加拿大美丽的城市等着他从公司办公室回到温暖的家里来。唐老板经常要这样飞来飞去，因为他公司总部的办公室不在家人的身边，也不在北美，甚至不在西半球，而是在远隔地球最大水域——太平洋的另一端：中国大陆北部的沿海城市天津滨海。正好像中国古代兵法中说的那样：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种生活布局并没有影响他的生意，相反，他公司的生意很红火，在千里之外中国大陆南部的港口城市宁波也有他的船坞和工人，在广州黄埔，甚至在更远的北欧，只要一旦条件许可，他都准备着扩建自己领导的工厂兵团。而自己的司令部呢，就设立在他现在正得意地欣赏着的这个奇迹般崛起的天津新城……这一切所描述的，正是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一种总部经济现象。
其实，今天像唐老板这样做的已经绝不只他一个人。他的夫人居住的多伦多生活区里面，有许多像他夫人这样等待着丈夫回来的肤色各异的妻子。他们的丈夫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行业，工作在世界各个地方。现在的世界已经变得狭窄多了，由于人类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了成千上万年，几乎使这个星球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浓缩宇宙空间的资源。掌控企业帝国的领袖们，已经不再像过去的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那样，发愁远在天边的领地和军队是否听从自己的指令。他们只要按动一下键盘，或者动一动嘴巴，一艘崭新的巨轮就可能已经开始下水，或者按照图上的坐标远航了。他们的财富由此滚滚而来！
从表面来看，总部经济与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同，它通常的状态是把企业的生产基地、销售与服务基地、物流与配送基地等产业链上运作的低端环节，配置在远离指挥中心的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而把聚合人类高端智能活动的企业总部——这里通常包括了老板们办公的指挥中心、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管理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甚至他们的小型高尔夫球场——都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城市或者地点。
在世界著名的500强企业当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运用这种模式。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的纽约，而它所拥有的将近500家下属企业，却全都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分布在本国内的有300多家，分布在英、法、德、意、比、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有40多家，分布在拉丁美洲的有30多家，分布在澳洲的有10多家，分布在非洲的有几家，分布在亚洲的有50多家，这两年布局在中国的企业已经增加到33家以上……而且，即便是这些著名企业的国家总部或者是地区总部，也同样依照着这种模式进行布局。比如美国摩托罗拉现代通讯企业集团，为了牢固地占领中国以至整个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移动通讯市场，在2000年前后，就将这个地区的总部大楼建立在了中国北京的中央商务区；它的一个巨大的工厂，却安置在了另一个工业化城市天津的保税区；此外在大陆的其他地方也有它的加工点。摩托罗拉以这样的战略空间配置，维持了自己在中国大陆以至东亚的领袖地位。瑞典国王在2006年来到北京，亲自参加了一次建立爱立信中国总部大厦的典礼，其目的也是不愿意让爱立信落在别人的后面。爱立信的远程通话系统对中国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100年以前的清王朝时期，统治中国的慈禧太后第一个获得过爱立信的电话机，只是因为当时的太后听到眼前无人的声音感到恐怖，抛弃了手中的这个“怪物”，使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爱立信中国总部在中国出现推迟了100年。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连锁店风靡中国大陆已经许多年，它们的人性化经营理念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度，致使本地的中式快餐无法与之竞争。这种令当地人无法理解的被动局面，其实并不是由于“洋司令”的坐镇指挥造成的，恰恰相反，“洋司令”的总部远在大洋彼岸。另一个奇怪的例子来自北京人自己的中关村。中关村的名字最早起源于明代的“中官”，这种介乎于两性之间的奇特官职，流传上千年来也没有让这个村落成名，但是到了20世纪晚期却大不一样了。王选教授的电子排版技术永远地改变了汉字传播方式的历史，同时支撑了北京大学所属的方正集团的崛起。王选教授的电子排版技术研发中心总部在中关村，而它的生产车间却在全国各地，甚至分布到海外。类似于王选教授这样的企业现象在这里并不少见，中关村今天已经像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和好莱坞、英国伦敦的道克兰和曼彻斯特、法国的巴黎和里昂、德国的科隆和法兰克福那样，成为吸引无数现代化企业集团总部扎根的地方，而这些总部的生产基地却并不一定在那里。
实力型的企业集团总部的聚集，形成了“城市”中的“总部社区”，在中国叫做“成行成市”。像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CBD）、海淀区的中关村、西城区的金融街，仅仅这几个地区，就已经汇聚了世界500强企业的近300家企业进驻。像新近建立起来的以陆家嘴为核心的上海浦东，它的崛起时间不过十年，然而却已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中近200多家企业进驻或者将要进驻该区，如果算上中国本土的“500强”，那么它可以被毫不夸张地称为中国地区实力型企业集团总部最为密集的地方。此外，像香港的中环，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日本东京的银座，以及上面提到的国家的著名城市里边的商务办公核心区，均有数不清的跨国集团的总部人员聚集在那里工作着……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城市天津滨海，现在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类似第二个“上海浦东”那样的明星城。中国政府希望它像上海浦东那样，带动和呼唤起环渤海地区，华北地区，以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圈的腾飞。这个地区因此吸引了南亚新加坡总理亲自带领本国最有势力的企业家代表团的参访，甚至连波音航空公司的竞争对手，欧洲空中客车航空集团，也在积极考虑这片城区对自己亚洲战略的价值。21世纪中叶的天津市，将作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又一个跨国企业集团总部“扎堆儿”的地方。这些个总部聚集于一个核心城市的现象告诉我们，地球上新的经济形态出现了，新的城市形态出现了，新的市场形态出现了，这类形态，我们不妨叫它：总部经济城市，或者干脆叫它：总部城市。
总部经济城市的出现，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到了今天才被人们明确地意识到它在理论上的存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历史，从西方到东方，从古代到现代，从柏拉图、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凯恩斯，从牛津、剑桥，到北大、哈佛，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当中，关于对此类城市，或者接近此类城市现象的解释很多，它们或者被称谓为“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工商业发达城市”、“商城”、“商会城市”、“现代商城”、“现代都市”、“现代大都市”、“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城市”、“国际化中心城市”等等，但是这里边没有一个提到过“总部经济城市”，甚至“总部城市”的概念。虽然没有人提到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的幽灵却始终在人们的头脑中盘旋，所以才会不停地生出一些花样出来。原因很简单：生活需要它。人类的现实经济生活在不停地呼唤着这个概念，期待着它从矇眬之中走出来，显现出它的原型。
我们为什么要在诸多概念当中关注总部经济这个名称？是什么理由驱使我们必须对它的底细进行探讨和研究？难道我们值得为它放下手中的工作，去花费那么多时间吗？答案是肯定的。理由也很简单：
全世界大量的事实在证明：所有的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国家，它们的总部经济，以及周边相关的总部城市群落，在全国地理面积占有率不到10%，然而在全国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率，却高达70%以上，甚至80%。相反，欠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或者根本就没有这类城市和经济模式存在，即便是有（比如中国沿海），这个数字也不过只占到国民经济的30%左右。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远离总部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进入经济和文化发达国家的行列的。
此外，对我们个人来说，作为一个生活在21世纪人类社会中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者，我个人认为：当一件东西已经渗透到我们切身的生活缝隙中来，而且非常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大家的命运的时候，我就必须关心它。如果我们生活在非洲贫困地区，那么我们也许不会直接感受到它对一个饥寒交迫的人的影响，尽管它的影响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地区，甚至就每时每刻生活和工作在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城市内部，那么我们不去了解它，就没有道理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正视并深切去了解我们正在进入的一个时代。
总部经济时代正在一天天向地球人靠拢，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活。
作为一个企业，必须依靠来自总部的指令，才能开发、生产、销售和经营；
作为一个城市，必须依赖众多总部的聚集，才能生存、成长、发展和繁荣；
作为一个公民，必须遵循各类总部的意念，才能生活、工作、交往和休息；
作为一个项目，一项事业，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军队，甚至一个政权，能须臾离开来自于总部的决策吗？我们每天都在思索着战略、方法、方式、逻辑、关系……这里面哪一个“零件”，不是来自于总部？人们现在所能提到的每一个新名词、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说法、新成果，没有一个不是在“总部”里发生的事情；随着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加速演进，总部，正在超越基层，越来越多地扮演着支配地球人类生活的最关键的角色。
然而，除此之外，我还对总部经济抱有个人方面的兴趣。即：作为中国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理论贡献的总部的一员，我直接参与了总部经济理论体系的最初创始和实践的开发。但是，遗憾的是，以后的事实告诉我：总部经济从它的理论到它的实践，在中国都遇到了麻烦。这种陆陆续续发生在全国各地城市的你追我赶的局面，是我们这些守护在理论园地的顽固的“理想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我不能不关心总部理论体系的纯洁。这种情结成为我今天决定重头开始修编我当初推出的第一部总部经济体系方面的著作《总部经济潮起中国·2003至2004·探索》的另一个动机——的确不能再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