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十大关系·6
——总部经济与金融
金融，是总部经济的命脉。
说起总部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对于专家们来说，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可能会想到“金融资本的聚集”。而对一般的生意人，则往往会联想到“聚财”或者“敛财”。总之，好像总部经济就是一个盛满了水的“资本池”。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纠正这个认识上的错误，总部经济绝对不是“资本池”，更不是“金融聚集”的同义词。
“金融聚集”的概念在这几年兴起，是有原因的。因为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乃至一个个人来说，如果没有足够大量的资金在自己的腰包里面“聚集”起来，那么一切的愿景，都不过是痴心妄想。特别是中国，这几年金融行业的资金储备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而剧增，整体的金融实力在总量上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世界上的某些发达国家。仅以国家银行2003年公布的统计数字来看，国内全年的金融市场融资量当时就已经超过了35万亿元人民币，2005年后的数字更是可观。对此，欧元之父蒙代尔，在北京总部经济高峰论坛上认为：关于货币区方面，我们看人民币区会在四五十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经济在发展，可能比日元区还要大，也许会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货币区。
根据2004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以上海、北京、深圳为代表的国内金融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指数均排在全国的前列，其财政年收入达到并超过5千个亿；三个城市雄心勃勃，特别是以上海为首，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第二个香港或者新加坡。
这些城市凭借着强大的金融聚集力量，走到了全国以至亚洲的前列。继上海之后，天津依托环渤海商业金融地位优势，正在国家的优惠政策下，力争重振历史经济雄风，打造另一个东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
以上这些繁荣兴旺的金融中心城市现象，依托于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域金融事业的发达。以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来说，它的金融中心地位，依托于它所在的长江三角洲15个重要城市全年2756863亿元人民币的GDP总量（据2004年12月底的《中国城市年鉴》）的持续增长。这些城市包括：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绍兴、南通、常州、嘉兴、扬州、镇江、泰州、湖州、舟山等市。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金融事业，又依赖于江浙地区、华东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以至全国中西部地区这些年来金融事业的流通。金融的主要流向程序，是从稀薄区域流往厚重区域，然后再形成回流。这种流向的结果，就是“越厚越厚”，“越薄越薄”，直接促成了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
人类经济历史的无数事实证明，金融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一条大动脉。金融的核心，就是流通。金融的概念，被专家们几乎一致地描绘为“资金的融通”。金融在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发展，之所以越来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一个“价值融通”的渠道。如果我们除去这种流通的职能，货币，就变成一块金属板。
流通，是金融赖以生存的灵魂和价值所在。
这就好像是人的生理肌体，依靠血液循环系统来支撑生命的存在一样。旺盛的血脉循环，会造就一个强有力的躯体；微弱的血液循环，会形成不堪一击的懦弱躯体；局部的血液循环，会因为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造成局部的肌体坏死；如果不流通，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为了支撑这个强大有力的血液循环系统，生命给躯体建造了一个“中心”——人类的心脏。心脏的作用，不是在于“聚集”血液，恰恰相反，它是在无时无刻地“输出”和“扩散”血液；在这种流动中，形成了自己。
以上这个流通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是一到了金融领域，人们就糊涂起来了。诸如西方古典戏剧中的欧也尼·葛朗台式的“敛财奴”和“守财奴”、东方大明帝国万历皇帝的“两百万两”黄金和白银地窖……这些现象，在政府、机构、企业、家庭、个人的经历档案中数不胜数。500年前大明帝国的万历皇帝，通过克扣民脂民膏，为自己聚敛了两百万两金银，并把它们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寝室养心殿后花园的地窖中。在他看来，这种行为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财富聚集”行动，也是最大的一笔财富。然而，历史的发展嘲弄了他，这些财富不但没有发挥出一分钱的价值，而且随着他的“突然死亡”，“两百万两”黄金和白银最后无偿地归于他人。当大清王朝皇帝康熙面对这个锈迹斑斑的“黄金和白银地窖”的时候，百感交集，并发誓决不能做这样的收财奴。
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我的一个白发苍苍的二祖父每天给我做饭吃，但有意思的是，他总把前一年剩下来的陈粮食给我吃，而把上半年的新粮食存放在地窖里。照此逻辑，如果我要是在农村生活一辈子的话，我就一辈子只能吃上陈粮，而与新的粮食无缘。中国的老百姓勤俭可嘉，但是勤俭到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放在箱子底下集存起来，身上永远穿不上新衣服。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挣两块，花一块”，美国人“挣一块，花两块”。相比西方的“花钱”观念，中国的“聚财”思想由来已久。至今，“招财进宝”的字画张贴在家家户户。非但家庭如此，一个机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都把大量存储作为心安理得的发财之道。在最近几年，中国四大银行的居民储蓄总额，已经突破了数万亿元人民币；可是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口，又有多少呢？世界金融大国里生活着的却是世界上最多的贫困者。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反差啊！据前几年的一个数字统计，不良贷款造成的黑洞已经达到25%这样一个举世骇人的比例。而真正进入良性流通的币值又有多少呢？（近年来因被迫为国际资金收购而失去的巨大损失，不亚于明代皇帝万历的“黄金和白银地窖”）在发达国家，政府为了促进占有企业绝大权重的中小企业的资金贷款流动量增长，对支持中小企业风险投资的机构实施政策性优惠，从而扶植出了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风险投资产业，也同时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地位。这种行为来源于资金“融通”这一最为基本的观念。试问：到底出钱值得，还是进钱值得？穷爸爸的答案是“进钱”，富爸爸的答案是“花钱”；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流动。不停地流动，加快地流动。不停地投资，才能不停地回收进账。而进账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经济的欣欣向荣。春秋时代的中国人与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观念相似，而与后来的君主时代的中国绝不相同。为招财进宝向神像磕头的人们，误以为君主时代的中国财产文化观就是正宗的中国财产文化观，其实大错特错。远在君主时代之前的中国历史更长，更伟大，只是今天流传下来的价值观已经不多而已。那时候的中国人创造了“熙熙攘攘”这个成语。当时的中国学者对这个成语的解释是：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这样的一种繁华情景，我们可以叫它做：流通。只有这样一种“熙熙攘攘”的景象，才能构成一条繁华的集市，也才能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聚集”。换句话说：哪里最流通，哪里就最有生意在一起聚集！
总部经济促进金融的流通最大化，直到全球实现唯一的货币那一天。当然，到了那一天，不是叫“欧元”，也不是叫“亚元”，也许叫“世界币”……那个时候，实际上就不再需要“币”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总部经济必须努力促进金融货币在世界范围的流通。流通，流通，再流通，这就是总部经济的使命和职责。与此相反，条块分割的行政计划经济金融传统，不让中小企业贷到款，却让坏账年复一年地在国有银行中产生和积压……这种“堵塞”，只能造成国民经济大面积的“肌体坏死”。
中国负责政府金融研究机构的易宪容先生在2006年底谈道：
再来看国内的金融市场，几年来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就，并非是国内银行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是国内银行业给国内居民带来了新的优质服务，而完全是政府直接帮助的结果，比如政府的直接注资（如不良资产剥离及外汇注资）、政府通过政策间接地让整个社会财富向国内银行业聚集（如在政府严格管制下使得居民的金融资产只能够集中在国内银行）及向银行业转移（如通过低利率政策使得居民储蓄存款收益率极低从而让居民财富向银行制度化转移）、通过特权渠道让中行及工行轻易地挤占证券市场上市资源、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让既有银行形成对金融资源的垄断等。在这种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下，国内银行业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当然会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实际上这些成就与经营者的努力关系不大、与市场要求也差距很远。（引自新浪网）
易先生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金融政策的弊端。
这段话使我不由地联想起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为人民的利益贡献出了一生，自己身边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我没有他们那么高的境界，可我却明白：他们为之奋斗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完全应该把最大的现实利益让给人民。但是国有银行存款已经达到令世人惊讶的天文数字，却为什么宁肯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钱烂在黑洞里，烂在腐败者手里，而不愿意让它在人民大众的口袋里，在中小企业的账户里流通起来？难道那样做能让天塌下来吗？——这不过是个题外之言。
金融流通的梗阻，造成了肌体的大面积坏死，因此形成国家“内需”的战略性萎缩。政府随之不得不依赖海外市场的“体外血液循环”，将自己甘愿变成国际经济领域的配角（比如：世界加工厂）。一旦国际关系变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渊，由此甚至可能造成政治的危机，到那一天，天空真的就会“塌”下来。前车之辙，难道还不足够引以为鉴吗？
金融是通过构建一片“熙来攘往”的流通态势，才形成为“金融聚集”现象的。总部经济在金融领域里的真正价值体现，也就在这四个字中间。在总部经济模式里，金融以最快的速度流动，以最大的海量流动，以最高质量科学地流动。总部经济通过各种有价证券、债券、基金、保险、银行货币、贷款、信用、风险投资、服务、理财、兑换、上市、资产购并、产品创新等金融市场交易形式，形成了在一个区域或者领域或者全球范围内的时空聚集。这种时间与空间上的金融聚集现象，与其他区域的金融流量和流动情况形成巨大的反差，形成为聚化的优势。根据马太效应，越是金融聚集的地点，越是形成更大的金融聚集。最大量的金融流，首先选择的不是稀薄地带，滞留地带，而是厚重地点和畅流地点。
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都是由历史自然形成的金融总部经济城市。根据2003年公布的数据，在世界最大的金融总部城市中，纽约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为171751亿美元；交易流通为854252亿美元，占据全球前两位。而中国最大的金融城市上海，还不足上述总部金融城市的千位数的一个零头。最近，伦敦市场的金融流通局面大有超越纽约华尔街的态势，你追我赶，十分令人关注。伦敦城之所以出现这样喜人的势头，完全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改革金融流通策略的结果。
金融聚集效应来源于金融流通的规模效益，同时也来源于地区的差异性。
根据金融学的原理，不同地区的信息不对称的特性，以及信息非标准化的特性，决定了地区之间的金融的对流。而首先决定金融对流的是它的第一阶段——“聚集阶段”。这种阶段，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几章中反复讲到的“总部的聚合”。这些聚合在一起的东西，除了货币之外，还有金融机构，还有金融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等级别的专业金融流通人才。如果没有这些高端智能人才的聚合，根本无法想象什么“海量的流通”，什么“快速的流通”，什么“高质量的流通”等等，因此也就没有金融中心存在。
金融的聚集，就是人才的聚集。而人才的聚集，就是高端智能的聚集。这个道理可以说不用再费心解释了。
在充满高端智能的金融专业人才中间工作和生活，知识溢出是总部经济之中的普遍现象。即便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如果把他或者她放到这个环境来工作，他每天所学到的经验和实际知识，比他在大学里要多得多。他在实际工作中所做出的每一项选择，都将代表这个总部的尖端水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溢出现象。这种普遍存在的溢出，在金融总部经济环境中起着同化作用，沟通作用，促进作用，创新作用，竞争作用。这种作用使得金融总部的聚合和极化，变得更加突出；与此同时，这种作用也更大地拉开了与非总部经济的其他地区的距离。
金融总部经济的实质，不是金融机构的聚集，而是高端金融智能的聚集。大量的金融机构排列在金融街上，并不能代表这里是一个金融流通的自由港，更不能说明这里就是国际化的金融总部城市。许多金融机构“扎堆”的地方，情况照样一年不如一年。卢森堡在开始的时候，几乎与伦敦相当，后来被边缘化；东京前些年在亚洲还是遥遥领先，由于丑闻迭发，失去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流；香港在回归以前很多地方领先新加坡，但是在回归以后，由于靠近大陆的意识影响以及经营策略的问题处理失措，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国际客户，到2003年初，外国公司在香港的证券市场上仅剩下9家。而新加坡则是63家，超过了香港。
金融总部经济的确立，依靠的是智能，特别是具有国家化金融产业能力和智慧的专家人群的聚合。在这样一个国际专业化的智能群体当中，不可能出现那些可笑甚至无知的战略决策，可笑甚至无知的金融结构，可笑甚至无知的服务和资源配置。对于一些违反国际金融产业规律的行为，总部均采取抵制的态度。在金融总部高端智能聚集的条件下，金融流通会形成强大的国际规模；实现国际资金自由化流动的最佳场所，包括金融业务自由化、市场自由化、资金价格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会形成宽松且严格的国际法规体系；与世界金融并轨、开放与创新的交易环境……这些举措都是由于高端金融智慧的聚集而带来的。金融总部经济即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长起来。
知识的距离，是总部经济与区域经济或者领域经济的区别所在。而这些最先进的金融产业知识，不是天生的，不是学校的，不是书本的，不是前人的，甚至也不是自己的；它是从金融流动和聚集的环境当中，一点一点地生发，并且被人们认识的。正是那些可以被称为“高端的”智能人才，为流通的科学，创造着金融聚集与扩散的模式；因而也就创造出了金融的总部经济形态。
金融对流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进入到“金融扩散”阶段。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现在已经扩散到中国西部的乡村企业之间。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局面，将是一个面对着自由兑换、自由金融交易、直至通向最终诞生“亚元”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前景。金融对市场的扩散是不容阻挡的。
第三阶段，金融将会形成“回流”以及“环流”，整个金融市场的良性循环由此形成。在这个完整的金融流通世界里，总部经济的高端智能起着核心和领导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金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距离相距很远。造成这些国家金融行业落后局面的人为因素很多，比如在中国最大的金融城市当中，所谓金融专业人才的比例只占高端人才的1%，这个数字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这对国际总部金融城市的建造带来直接的影响。
金融是总部经济的命脉，同时，它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一般情况来讲，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会成为金融总部经济形成的基础，最起码会形成本地区、本国家金融总部经济的基础条件。但是，金融在今天，已经脱离开人类以往的那种依附于实业经济的特性，而自己具有了成为一个独立产业以至核心产业的条件。金融产业如果得以健康发展，将会极大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速增长；相反，金融产业如果处于千疮百孔的病态之中，那就不可能支持经济的腾飞，甚至会阻碍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进程。金融危机就是一例。
环视中国金融市场，我们在看到激动人心的“储蓄额高涨”以及“国有银行在香港上市”等消息的同时，也不无担心。香港的纯粹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对于四大国家银行，在英雄断臂似的不良资产分割以后，最近报纸上又纷纷攘攘地传出跨行收费的消息。据说，这是学到了“国际化的经验”。与此同时，却并没有听说银行在加大力度给最广大的中小创业者提供风险贷款。而这同样是“国际化的经验”哪！不要忘记，今天经济的“高速发展”正在以同样的另一个“高速发展”为代价：那就是资源耗费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国内消费低迷甚至在萎缩中……在这样的金融滞留而不畅通的环境下，能够产生国际化的总部经济金融城市吗？
久病成良医。
中华医学流传着一句话：“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中国的货币流通走过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之路，在30年的改革开放之中，经历的痛苦，有目共睹。为什么股市市场常年弥漫着一片萧杀之气？为什么国有资产一片狼藉？为什么国家银行不良资产被人们称为深不可测的金融黑洞？为什么金融体制改革在某些领域不进反退？为什么地产金融的泡沫局面不可收拾？
进入WTO的最后一年年末，媒体传来了所有进驻中国的外资银行，全部允许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消息，这对总部经济来说，算是个安慰。股市也在改革的气氛中回暖。
中国13亿人口，如果按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5000美元的比例进行乘积，中国的金融流通和拥有量应该在65000亿美元以上，即跻身于今天的世界第一大金融强国之列。但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口袋里没有资金，更没有机会面对这样一个客观的流通的渠道。尽管国家有的是钱，但是却不能形成13亿人口的大流通环境。因此，这个金融强国和国际金融总部经济的地位对中国人来说，还非常遥远。与此相反，近在咫尺的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初期的金融地位远在上海之下，但仅仅20多年时间，就跃进到全球前几个重要金融总部中心城市的行列。根据《21世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模式创新》的统计，伦敦外汇交易总量占全球的1/3，日均交易量纽约占到全球的16%，东京占到10%，新加坡占到7%，香港占到6%，那么上海和北京在哪里呢？
以上的数字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实质却在它的背后。
与国际金融总部经济城市相比，中国欠缺的，到底是什么，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