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有灵魂吗？
——总部经济的产业文化价值观
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总部经济。
一般说来，经济学是理智、严谨的，甚至是冷酷的。世界上似乎从来没有过像莎士比亚这样擅长写十四行爱情诗歌的艺术家，转行来当经济学者。但是，这并不等于搞经济学的人，不需要或者从来就没有人类的情感。企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以至宏观经济的某种特有文化观念，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呢？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以至于一个行业来说，不但大有必要，而且几乎无法须臾离开它们。
总部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的一个贡献。
贡献什么？首先是贡献出一片诚心。没有对人类事业的真诚，上帝绝对不会交给他一把开启总部经济之门的锁钥。有人说：世界有一半是魔鬼创造的，而理论全部是上帝创造的。我觉得这话有些道理。创造地球灾难的是魔鬼，克服地球困难的，还要靠上帝对人类的慈爱。今天的世界，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生态毁害、环境污染、人口拥挤、产能过剩、贫困失业……掌握天机的经济学家们真是任重而道远，重任在肩。那么总部经济理论，既然是上帝赐予的“天机”，当然就必须富有一颗“盗火者”的灵魂。“丹柯”一样的心。（丹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在危难之际，勇士丹柯抓开了自己的胸膛，掏出燃烧的心，照亮道路，引领人们走出漆黑的大森林。）
总部经济理论必须具备丹柯这种行为的内质。
实际上，在历史的生活中，总部经济就是这样。比如：总部经济——硅谷的诞生。
媒体报道中，有过很多形容硅谷的美丽文字：
……硅谷阳光就是高科技的阳光。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落下，而硅谷阳光自从她诞生后一直沐浴着全球几十亿人民，从未落下过，她使人类急速地摆脱贫困，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硅谷1999年的产值大约是中国全国GDP的1/4，当今世界公认“硅谷”是高科技发源地，是信息技术革命最早的产业核心，是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神经中枢，全球电子业、信息业的新产品几乎都是从这里发端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她已经给美国人民带来很多很多，并将带来更多更多。这就是每时每刻都在“制造”着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的硅谷。
然而，众所周知，硅谷的诞生绝非易事。
硅谷的所在地，过去只是坐落在背靠丘陵，面向旧金山海湾的一片农庄的圣克拉拉县。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在这里的斯坦福校园里长大，父亲是心理学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读完机电工程以后，受导师的影响，对理论脱离实践的学习非常反感。一场大病之后，他开始着手倡导学院理论研究和实际需要的结合方式。二次大战后，1946年特曼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当时偏于弗兰西斯科湾一隅的斯坦福大学，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该校所在的西部也不如东海岸发达，特曼为西部人才流失而苦恼，但他没有泄气，坚信有机会改变这种态势，在全国树立起一个更新的形象。出路何在呢？在他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斯坦福研究所，但是，周围没有土地可开发，手中没有开发资金，经费拮据，难以顺利地开展科研工作。这给雄心勃勃的特曼教授实现远大理想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困难。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利兰·斯坦福曾经立下过遗书，声明任何时候不准出售斯坦福的土地。然而，弗雷德里克·特曼教授感觉到：学校创始人并没有说过这片土地可否租让。正是这一点，为特曼教授带来了实现理想的生机。于是，他采取了对外租让土地，用以吸引高科技企业入住的措施。这样既可以为学校带来丰厚的研究经费，又可以沟通企业，为学校的科学研究提供大量实践的机会。到20世纪70年代，学校655英亩园区租让完毕，90家租地公司雇用了2500名员工，全部从事高端技术工作。特曼教授借用丰厚的资金，为斯坦福大学雇来了全国最好的著名教授，并改善教学科研设施，最终成为了全美国赫赫有名的大学。他的一些做法，在今天仍然成为总部经济的楷模，给我们以启示：
创办工业园区：斯坦福没有一家校办企业。但是，“斯坦福科研工业区”是美国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中心,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南郊,成为美国电子技术工业中心。
提出“聚合学术尖端人才”的构想：吸引冒尖人才及把有条件的院系办成学术“尖顶”，以此吸引一流的教授，改变了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对著名教授没有吸引力这一劣势。他认为高校要发挥智力优势，到校外去扩大影响。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场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
硅谷的企业文化目标是创造一个自由、进取和充满乐趣的工作环境。开发人员在这样的氛围中，更能调动技术开发的潜能。公司的老总们把企业视为共有体，他们不会婆婆妈妈地告诉员工应该做什么，而只是提供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可以鼓励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又能满足公司的需要。
硅谷的开发环境，因特网的响应速度极高。INTERNET是开发技术必不可少的工具，硅谷的因特网响应速度是中国国内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硅谷各公司之间的交流非常普遍，例如，从事ORACLE数据管理系统增值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获得最新的开发工具和资料，而且在开发过程中遇到难题，随时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资料，甚至可以得到ORACLE数据库相关技术开发者的指导。
让教授们走出校门，与工业界的同行广为结友，寻找合作的可能途径。学校为工程师们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工程师们既可以在斯坦福校园内面授，也可以在各自的公司里通过电视网收听斯坦福教授的讲课，沟通了学校与工业界的联系，并为学校开拓了财源。
在特曼教授的身后，1500平方公里的硅谷最终成为人间的一个奇迹。从特曼教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那种决定硅谷未来命运的“丹柯精神”的光辉，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如果没有特曼教授那种对高科技产业文化价值观的信仰和追求，硅谷能够出现在人类的地球上吗？在这里，什么才是硅谷命运的决定性东西呢？难道不是特曼教授心目中的一种文化吗？难道不是一种独特的、锲而不舍的、非常单一的产业价值观吗？
特曼教授的故事使我们可以推测到特曼教授以及所有斯坦福人的价值观：
1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职业的无限热爱；
2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产业的价值崇尚；
3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产业未来世界的梦想；
4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产业园区以及业绩的追求和向往；
5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知识的孜孜以学和刻苦钻研精神；
6毕生对获取高端科学技术成就所感到的荣耀；
7毕生对最终占领高端科学技术巅峰的信念、信心和信仰；
8毕生对有幸从事高端科学技术行业的历史责任心和归宿感；
9毕生对高端科学技术领域的一片忠诚；
10毕生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高科技产业百折不回的勇气、雄心、智慧、学识、气魄和胆略。
作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享受前人高科技成果的后来人，我们除了对特曼教授以及所有斯坦福人的敬仰，还能对他们表示出什么呢？所有这些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创建出总部经济项目的实践家们来说，具有单一的产业文化价值观念，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而这——正是总部经济的灵魂。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看世界影视之都——好莱坞的创建历史。
位于洛杉矶西北角的环球影城好莱坞是美国电影的诞生地，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产业中心。早在19世纪8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富豪在此修建了别墅；后来，一些电影制片人纷纷来此设厂，拍摄电影；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好莱坞成为闻名于世的影城。现在，这里不仅有制片厂，还有近200个以世界各地名胜为背景、布局精巧的摄影棚，它同星光大道、好莱坞剧场共同构成了著名的“环球影城”。好莱坞产业为美国国民经济每年带来的外汇收入，早已经超过美国的航空航天产业，成为全国第一。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美国电影文化的象征——卓别林、马丽莲·梦露的名字尽人皆知。可是这些世界影星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都穷困潦倒。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为电影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并使美国好莱坞文化获得了全球的荣耀？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对电影事业的无限热爱和毕生的追求。在星光大道上，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熟悉的人物的身体印记：查理·卓别林、马龙·白兰度、奥黛丽·赫本、迈克尔·希区科克、乔治·卢卡斯、斯皮尔伯格……他们不但为美利坚，而且为全人类的文明创立下丰碑。
与硅谷一样，好莱坞的故事同样使我们推测到世界电影人的价值观：
1毕生对电影职业的无限热爱；
2毕生对电影艺术产业的价值崇尚；
3毕生对电影艺术产业未来世界的梦想；
4毕生对电影产业园区以及艺术业绩的追求和向往；
5毕生对电影知识和艺术的孜孜以学和刻苦钻研精神；
6毕生对获取电影艺术成就所感到的荣耀；
7毕生对最终占领电影艺术产业巅峰的信念、信心和信仰；
8毕生对有幸从事电影艺术行业的历史责任心和归宿感；
9毕生对电影艺术领域的一片忠诚；
10毕生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电影艺术产业的百折不回的勇气、雄心、智慧、学识、气魄和胆略。
再来看一下伦敦世界最大的总部经济金融城的历史。
伦敦城的特区——金融城的特权地位是由历史形成的。金融城可谓是伦敦的风水宝地，它原来的面积只有1平方英里，伦敦人都称之为“那1平方英里”（The Square Mile）。虽然只是伦敦市33个行政区中最小的一个，但金融城却有自己的市政府、市长、法庭，是伦敦市中名副其实的“城中城”。
1688年，爱德华·劳埃德在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里，以自己的姓氏命名成立了一个保险行。当时，这个咖啡馆是船主和商人聚会的地方。从事海外贸易的船主，希望有人为他们的船只和财物保险，富商们则愿意通过承担保险来赌一下财运，于是，劳埃德保险行诞生了，成了一个由许多自负盈亏的个人保险商和投资者结合成的“大联合体”。300多年过去了，劳埃德保险行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交易市场，但它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交易手段。交易大厅被隔成许多洽谈保险业务的“鸽子笼”似的房间，投保人和保险商在里面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签个字，一笔保险额高达百万美元的生意就完成了，而劳埃德的信誉就是交易安全的保证。
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这是被称为世界最古老、最富有的中央银行，全球最昂贵的纸币——英镑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流向市场的。有报道说，一张英镑纸币，在市场流通期限仅10个月。为保证市面上纸币“体面”地流通，银行不断推出新币，而回收的旧币则由银行烧掉。所以有人戏称，英格兰银行在冬天里是靠烧钱来取暖的。据说，英格兰银行大楼底下，还藏有大量的黄金。一位前访的记者曾在英格兰银行开设的展览馆内，单手举起了一块重13公斤的金砖，金砖旁写着当天它的市场价格：92956英镑。金融城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金融服务和交易市场,每天交易额占全英国金融交易的2/3,居全球金融市场第一。金融城的收入来自会员费、场地费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费。
当时，当权者为了拉拢这里的钱商富贾们，赋予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并让其保留一块专有领地。这块领地的管理者就是市长和他手下的一系列市政官员。但金融城的管理者既非政客，也非公务员。他们是在商场经过多年拼杀，赢得名望和信誉后，通过选举才上台“当官”的。“当官”的是商人，选民也是商人，是由商人们数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各个级别的商会。
金融城的成功靠的是信誉和品牌。今天，伦敦金融城被誉为英国的经济金融命脉中心，是与华尔街齐名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全球经济动力之都”。这里聚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每日外汇交易量达6300亿美元，是华尔街的两倍。金融城最初只是商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谈生意的地方。渐渐地，货物运输和保险业在这里发展起来，使之成为英国经济活动的中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这里已经成为英国乃至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心脏。英国人似乎最懂得维护信誉和经营品牌。难怪，每一位金融城的市长都视维护金融城的形象和推销金融城为己任。近些年，为了向外界推介金融城，每任金融城市长都要到许多国家进行访问，与外国领导人，与金融界、经济界以及法律界等进行密切接触。优秀的人才、一流的服务、完善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技术，是金融城的有形资产；灵活、健全的法律和市场机制,以及承袭于先人的冒险精神，是金融城的无形资产。作为英国经济的火车头和世界金融服务业的中枢神经,伦敦城内这小小的方圆14平方英里（面积已比早期有所扩展）的金融城,马不停蹄地按自己的速度运转，肩负着促进英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任。
与硅谷一样，金融城的故事同样使我们推测到世界金融家们的价值观：
1毕生对金融职业的无限热爱；
2毕生对金融产业的价值崇尚；
3毕生对金融产业未来世界的梦想；
4毕生对金融产业园区以及金融业绩的追求和向往；
5毕生对金融知识的孜孜以学和刻苦钻研精神；
6毕生对获取金融成就所感到的荣耀；
7毕生对最终占领金融产业巅峰的信念、信誉、信心和信仰；
8毕生对有幸从事金融行业的历史责任心和归宿感；
9毕生对金融领域的一片忠诚；
10毕生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金融产业的百折不回的勇气、雄心、智慧、学识、气魄和胆略。
我认为，我们应该像对待硅谷特曼教授和好莱坞卓别林等艺术大师那样，向专注于自己毕生所从事的金融产业的伦敦金融城的爱德华·劳埃德先生，以及自那个人类中古时代以来的所有金融创业者们致以最高的职业敬意。
与此相反，我们很难想象：地球人类靠着一个或者一些个胸无大志、三心二意、毫无主见、见异思迁、畏首畏尾、鼠目寸光、苟苟且且、庸庸碌碌、懒懒散散、混混沌沌的腐朽之辈，能够为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带来新生活。
文化信仰塑造出了一个人的灵魂。
而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总部经济。总部经济是有自己的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纯粹的、真诚的、单一的、针对于某项产业的文化价值观。
对此可以肯定地说：全世界的一切总部经济形态概莫能外。
这几年我走访了许多基层城市。经常听到当地的干部对我说，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省市区各级领导给他们所有的干部下了层层任务，主要是让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定指标的“招商计划”。这个“招商计划”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引资”已经不同，而是要招徕大型实力企业或者机构总部的人驻。西部的招中部的，中部的招东部的，东部的招沿海的，沿海的招海外的……以此类推。更有城市直接对外宣告：他们只关注对“跨国总部”人驻本市的招商方案，为此准备了诸多吸引“跨国总部”人驻本城市的政策优惠条件。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这些工作计划，因为通过上述情况，最起码说明了城市工作者对总部经济的认知。但是，我们还必须明白：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提升城市战略最本质的问题。缺乏内涵的男人是招不来好媳妇的。打造总部经济城市，最根本的战略计划是要找到这个城市的灵魂，并且要塑造这个灵魂，弘扬这个灵魂，使它成为全世界人类文明的骄傲。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但这只是第二位的结果；最重要的结果是：只要我们能够打造出自己城市的傲视寰球的“总部经济之魂”，那么在我们自己故乡这片总部经济热土上，家乡的丑小鸭就会变成白天鹅，变成凤凰，就一定会诞生、萌发、成长，矗立起来许许多多全球性的——跨国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