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轴心—车轮”理论

区域经济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

同样，总部经济也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讲，总部经济就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就是总部经济的外部环境基础。地球人类大量的历史事实在证明，只有成功的区域经济环境基础，才能有成功的总部经济现实。反之，如果有成功的总部经济诞生于世，就必然有成功的区域经济与之相应，相随。

比如：以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广州与深圳的总部经济才能诞生。以长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上海的总部经济才能诞生。

国际上也是同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大机器工业革命时代的中部工业都市群落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柯里夫兰、底特律的工业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哺育了乡镇出身的芝加哥市成为美国的工业联合体总部经济中心。1850年还是个西部边陲不名小镇的洛杉矶，也是由于所在经济区域——北起塔哈扎比山，南至长滩，东起波莫娜，西至圣莫尼卡——这片土地上的70多个中小城镇新型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而崛起并成为21世纪超越芝加哥的第二大总部经济城市而闻名于世的。

这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经济与总部经济，就是两个孪生姐妹、孪生兄弟、一对双胞胎。谁也离不开谁。如果用一个更加形象的比喻，那么可以说：

区域经济好比一个车轮，总部经济好比这个车轮的轴。

车轮在地面上滚动，带动了车轴的转动；车轴的转动，带动了这车轮的滚动。

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很多城市的市长，幻想自己的城市在一夜之内，变成国际化的大总部经济都市。但是他们却很少考虑，怎样凭借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力量去带动自己的理想的实现。相反，许多区域经济工作的省区领导者，也片面地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而把总部经济的发展，看得微乎其微。

试想一下，天底下有过车轮在转动而车轴不动的事例吗？有过车轴在转动而车轮不动的事例吗？没有。

成渝地区，物美丰登，人才济济，工业发达，哺育了成都和重庆两个大都市的发展。但如想真正成为大总部经济城市的话，必须与整个西南区域经济和长江上中游区域经济实现一起联动。

沈阳和大连的总部经济发展意图，需要与整个辽东以至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甚至要与东北亚区域经济联系起来；这样才能高屋建瓴地占领国民经济腾飞的制高点。

中部区域经济的崛起不是一句空话，武汉或者郑州两个城市总部经济的认识程度、规划进度和建设速度，直接影响着这一计划的成败。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存在：

北京总部经济的崛起，依托于改革开放以后全中国整体区域的发展，而不是凭借一个环渤海经济区域的基础。环渤海区域经济是与老牌经济中心——天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泛环渤海的国际化大区域经济战略”迟迟不能启动，这不但迫使作为这个区域老牌经济中心的天津，几十年来不能像上海和广州那样腾飞，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总部经济城市；而且使得周边地区贫困县镇至今层层包围着首都北京和天津两大直辖市，甚至连环绕渤海区域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华北众多地区都陷于长久的后进状态；因此环渤海以及华北地区的民众至今未能像长三角和珠三角那样享受到城市化发展的果实。

所以，天津的成功依靠环渤海的成功；环渤海的成功必然带来天津的成功。这不是什么猜测，而是“轴心—车轮”基本理论告诉我们的。

“轴心—车轮”理论源自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现实。

区域经济发展到现代，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了。这种区域进入了它的新的发展时期：国际区域化的时期。这种国际区域化的表现，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表现。

传统上，各国经济学家对所谓“区域经济”的理解莫衷一是。一种平常的说法就是指，根据地缘区域基础条件之间，因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居民因素、文化习惯以及区域在分工中条件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征，所天然形成的综合经济区（但是在前苏联马列主义学院提供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专家也承认“领域为区域”的说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一章专门解释）。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区域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吸引大批跨国公司、高成长公司的国际总部、国际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安家落户，同时又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国际意义上的总部经济。

区域经济的国际化，向我们提出了总部经济也必须紧跟着体现出国际化的问题。非如此，总部经济还是不能生存的。

上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国际化的区域经济的启动及发展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从20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及全球各国已经在大力发展这种类型的经济。如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至俄罗斯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大有成效。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亚洲的区域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以四小龙为主的区域经济以及IT经济的迅速崛起，为整个亚洲经济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标志着区域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此时，区域经济已不是单指某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了，其范围更大、意义更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改革，目前已形成一个全球的、潜在的强大经济区域——亚洲最大的区域经济实体，甚至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最大的、最热的国际化的经济区域之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潮流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和最有发展潜力的被关注对象。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已经坐在世界银行年会的第二把交椅上，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让发达国家刮目相看了。2004年在博鳌论坛上胡锦涛主席再一次提出了要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希望通过积极推动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开展务实合作，建立不同形式的自由贸易安排，最终形成亚洲自由贸易经济区。

从上述这些动态，我们实际上感受到了作为总部领导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区域经济和总部经济的国际化问题，需要每个国家因地制宜地去探讨。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不管是企业家、经济学家还是政府领导人，作为总部，都在不同程度地掌控着某种资源——企业的资源、资本的资源、理论资源，政府管理的资源。搞经济要学习战争，必须首先研究战略，应该从战略上去研究我们的经济工作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每一个基准单位经济是整个宏观经济当中的一个细胞，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就要知道，我们是处在什么环境，处在什么时代，找准自己总部的定位。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去衡量企业和部门自身的条件和环境，去制定自己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战术。我们做每件事都要有客观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如果是通过努力目前无法实现的，我们就要把它作为前瞻性的目标而始终跟随。

山西省CZ市位于驰名中外的太行山脉的核心。太行山北起幽燕，南饮黄河，东挎齐鲁，西携秦岳，纵横聚汇华北腹地六省十三市为一统，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重地，历代王朝，莫不依此作为获取天下大业之基，因此数千年来被誉为神州的脊梁。古代唐明皇李隆基发迹于此，近代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在此抗敌……自古以来，神农、大弈、愚公、精卫，英雄辈出，救国拯危，超尘脱俗，太行山不愧是一座生命宝地。更加令人欣慰的是，近代以来，虽然北方人事烦扰，环境污染，然而太行山脉却保持着山青水秀、林绿天蓝的自然生态。在这种情况下，对太行山的认知，应该说为该地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明确的基础。

某年春天，我受到当时主持CZ市工作的政府官员的邀请，原因是他们对CZ市的发展定位感到把握不准。我根据太行山的上述背景，提出了以CZ为经济核心，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太行山脉绿色区域生态经济圈”为区域经济的宏观发展构想，希望当时当地的政府重视并且发挥这一战略发展思路，并依此设计了大型的战略活动推广计划。

我对太行山脉经济区域的分析和把握，实际上就是运用了“轴心—车轮”模式的区域经济与总部经济战略原理。当CZ市单枪匹马地运作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传统落后的古老山区的时候，要想实现自己一市的腾飞，所需要的一切优良资源都无法及时配置，这种开发将是艰苦的，漫长的，耗费宝贵资源的，拖国家后腿的；相反，如果把落后资源转变为先进条件，并且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端，那就能统合起华北腹地北京、邢台、CZ、焦作、晋城、阳泉以及晋冀豫鲁等六省十三市的力量，实现一步到位地跨越式的区域型成长。只可惜的是，当时该地方的最高领导者也许不像我那样祖籍就是太行山，不了解这一潜在的逻辑，不拥有这一潜在的情结，对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太行山脉绿色区域生态经济圈”文化——全国唯一特色的山脉文化——没有兴致。结果可想而知，文件进入中国官方式的旅行。这一概念在市委宣传部领导的主持下得到支持和认可以后，便是在下一步政府党委决策层的研究和探讨中——石沉大海。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

区域经济是总部经济诞生和发展的环境基础；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只有总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