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联系电话:010-63908231
总部经济中国网

《总部经济时代》: 第十九章:总部经济十大关系(4)

  

                                      总部经济十大关系·4

 

——总部经济与社会体制

 

总部经济就是融合经济。

总部经济就是融合、融汇、融通的同义词。

但与此同时,总部经济也决不是一个大杂烩。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中国有句古话:有容乃大。在笑容可掬的弥勒佛身边的对联上写着许多人都能背诵的联句: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句话在中国常被政治家用来互相鼓励。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部经济横空出世,就像弥勒佛那样笑瞰人间的大千世界,万千气象,可以说,没有哪一种经济形态不是它可以容纳的。总部经济的基础在区域经济,而区域经济是没有政治限定的。任何一种政治气候,都可以产生相应的区域经济环境。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打造出以伦敦—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市场经济金融资本社会体制,这一体制蔓延到整个英格兰,而封闭落后的英属殖民地仍然可以相对稳定地维持着原始部落经济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实行类似于上个世纪的政治管理,然而三八线以南,则完全是另一副样子。甚至在同一个国家的两地——比如中国的内地和香港、澳门地区,也同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制度。这些对立或者相近的区域经济环境,将世界经济、政治色彩渲染得五颜六色,如果没有一个东西融合它们,世界将变得支离破碎;所谓全球经济就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总部经济学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改变了这种情况。

总部经济首先是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竞争观念下的产物。在这个经济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总部经济充满了活力。它允许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一个竞技场上来角斗,把政治体制纳入了自由竞争的范畴。但是,在20世纪早期,在总部经济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这种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以自由市场经济闻名于世的欧美国家,都不允许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中存在。美国总统杜鲁门以“麦卡锡主义”为蓝本,清剿了所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以前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与之相抗衡,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形式的经济贸易,由此带来世界总体经济环境的分裂和萎缩。直到西方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吸收了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尼克松主义在他执政的后期出现革新,东西方经济关系之间的断层在这个时期开始弥合。

另一方面,建立在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理论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不包容市场经济学说的。如果使用这种斗争学说,将不可能达到对立融合的结果。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这种理论环境中度过,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动提出过对资本主义的共融。毛泽东在这方面是个例外,他以“对立统一观”为参照,主动给边缘的香港和澳门留下了“过渡”空间。但是,毛泽东自己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粉碎了自己创造的这种形态在大陆腹地发展的机会。许多人被戴上了“反革命”的高帽子押上街道示众,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无法与国际社会相容。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才改变了这种现实。中国率先在深圳开始有条件地尝试接纳资本主义经济元素的历程。

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巧合中,两种经济体制才有幸走到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自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总部经济现象都不是一种完善的模式。“二战”以后的区域经济大发展促成了国际化的总部经济诞生;但是那些单一的总部经济模式,并不包容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社会主义受自身限制,又无法产生这种类似的经济环境。

现在看来,新世纪的总部经济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混合物,即:以资本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原理为基础,融入并包容与自己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经济形式,从而构成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在对立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的情况下最终形成的。总部经济理论的出现,是对以往人类经历的总结,它可以在容忍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也同时容忍马克思列宁的经济学说;而且它成功地让这种看似不可能的情况成为现实。最现实的例子就是以共产主义理想自称的中国。它在短短的30年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推出了全新的现代的总部经济形态。

 

21世纪的总部经济与20世纪的总部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东西方两种对立的体制色彩同在。宇宙的奇幻魔术为东西方两边都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总部经济竟然可以脚踩两只船。但是——请注意:

总部经济的包容决不是一场“大杂烩”运动。

总部经济是个过程,它在融合相互对立的政治体制的同时,也一步步提出自己进行“强制性的净化和进化”的要求。

这种“强制性的净化和进化”特征表现在:

1敌对双方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将加强沟通与相互了解。

在总部经济世界性的融合面前,以及强制性的改革推动面前,共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将会从台后走到台前,相互握手并尝试能否进行深层次的沟通。应该说这是人类和解的最后一次机会。在一个国际化的总部里边,资本主义的CEO必须和社会主义的COO一起坐下来商量第二天的工作,或许封建君主制的董事正在等着商谈购并之后的总部上市计划,而原始部落的酋长也许就是最佳合作伙伴。这一切仿佛是在讲述故事,然而这却是总部经济的事实,也是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资本主义的沃尔玛中国总部新近在深圳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党支部——一切事物都会向着反面转化,对立的政治体制或许也会是如此。

2既给你带来甜头,又给你带来痛苦。

总部经济在为实践它的国家带来经济实惠的同时,也会进一步要求这些国家的上层政治建筑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的经典核心部分。总部经济要求实践它的国家必须将自己与全球大家庭的步伐合拍,必须改革那些不适应世界新经济环境的社会体制部分。在“平坦的”世界上,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借口,区分什么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什么东方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对于迟迟不予改变的上层体制建筑,逆行发展的社会现象,总部经济会予以制裁: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加剧,贫富阶层差距扩大,金融政策基础抽空,政治权力甚至全面地腐化,直至国家(如前苏联)解体……

 

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由于国际化的总部经济形态的注入,中国的改革在20年后开始面临它的检验。邓小平19年前就承认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这种“必要性”,政府19年来予以解决的情况如何呢?在一份中国的著名刊物上刊登过一篇记者杨军的专访。反映出了19年后中国改革进程遇到的问题: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的采访中,记者接触到的声音普遍认为,十一五时期必须重点推行政府转型。改革开放20余年,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迫使政府转型不得不进入摸不到石头的深水区。真正的攻坚阶段降临了。

“目前,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摩根斯坦利联合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已经有30万暴富群体,这些人除了不动产外,能支配的流动资金在100万美元以上。而据民政部的统计,中国还有2610万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2200多万城市待救济阶层人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5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目前中国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威胁。根据最高检察院最近的公布,1994年全国群体突发事件约一万起,2004年则达到7万起。

“政府转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年年岁岁问题依旧。在很多方面,政府改革陷入了低效率重复的陷阱。机构精简之后是人员膨胀;1984年提出政企分开,到现在问题依然存在;1988年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显然没有完全实现。

“迟福林认为,改革低效率重负造成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根本性问题没有触动,最难的改革全都留到了最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丁元竹说,过去我们的财政收入是两三千亿,现在是两三万亿,但用于百姓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支出并没有显著增加,政府把大量收入都用于自身支出。

“中国前期的改革特别是1990年之前,当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得以顺利进行。而近年来,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的现象,还有利益集团的崛起,已经成为人所诟病。

“丁元竹教授认为,或迟或早,改革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要或早或迟地付出巨额成本。前东德的转型靠西德付出了巨额财政金融支持,才得以顺利完成。在前苏联,转型的成本是靠极高的通货膨胀把国家对国民的储蓄与社会负增长勾销,还有近10年的经济负增长来支付的。

“中国进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使得改革成本得以延期支付。……而这一切,在‘十一五’期间,都到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3总部经济将依托高端智能人群,促进并推进社会的进步。

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进步动力,和西方发达国家略有不同。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力量雄厚,具有长期争取社会进步的主动精神和社会回应的基础。在美欧地区的发达国家,每一次社会的改革大都起源于自发,中坚力量为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有能力保证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则不行。这个古老国家的社会中间阶层保持着晚期封建时代的传统,没有让自己从没落的中世纪挣脱出来,对民主社会相当陌生,自身相当脆弱,既无资金,又无常识,而且人数有限,且受制于人,左右摇摆,没有深刻的定见。孙中山、毛泽东,他们已经做完了他们那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今天的事情不能再依赖什么人,只能看我们自己的底气。对这一点,是很多中间阶层没有关心,也不想去努力关心的,他们只关心眼前。对此,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曾经采用过一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定位这个阶层的“软弱性”。

 

笔者极其反对一些中间阶层人士的一种弊病:他们一提到改革,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政府身上,好像这场改革全与自己无干;在另一个场合他们却高喊“自己是主人”,“人民是主人”,“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真想问一问:当体制一年年老朽、一代代腐败下去,问题成堆的时候,作为当今社会的成员,你们自己在一直干什么?那么人民,你们说的这些“动力”又干什么去了?去外星球旅行了?

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反反复复,进进退退,为什么?因为按照中国的国情,一个人要想往前走一步,就会有9个人想把他拖回来。所以,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出路,它的迟与早,质与量,成与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起最后一票作用的,是占90% 的整个中国民众的素质。

 

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情况就更糟糕。他们仍然还是毛泽东分析过的那种祖祖辈辈“小农经济生产者”的子孙,在千百年愚民政策的摧残下,他们的人性已经被扭曲。可以说基本没有对人类发展高端的认知,以及对历史前瞻的自我辨别能力,思想束缚于自身的传统。我前一段看到报道说,一个女孩子在夜晚的一条街道上连喊救命,最终被杀害,整条街道竟然无人过问,就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清华大学门口有人生命垂危,近旁的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外国人去抢救她而无人插手。呜呼!退回60年,或者哪怕退回30年,中国人也不是这种样子啊!我的美籍华人朋友对我说:我在国外长大,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同胞竟然是这副样子,你叫我怎么想?我想:我的鲜血可以输给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不想再输给国人。他这也许是气话,是激愤,但却真实地折射出了当今中国民众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心理状态。这样的心理状态,怎么能指望他去关心社会,为社会进步做贡献呢?

 

中国的民众阶层人数非常之多,一片散沙,贫穷,愚昧,自私,嫉妒,对数千年封建家长制度抱有无穷无尽的美丽幻想,对一切新事物习惯性地抱有怀疑和抵触心理,而对旧的东西却如数家珍,惺惺相惜,甚至趋之若鹜。试想一下,为什么全国销量最高的产品,要把“送礼”的广告对准铺天盖地的电视观众?为什么家长要把嫁女儿的目标首先对准“公务阶层”?问题很清楚:因为正是整个民众社会阶层从下到上对腐败的“理解”和“宽容”,以及对权力的“迷信”和“推崇”,才营造出了当今世界上这片最大的“腐拜”温床和“权拜”的土壤。因此,面对自下而上的时代进化,他们除了无休止地埋怨“不平等”以外,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彻底的改革思想和最有效的改变措施,特别是当这些改动触及自己私利的时候;在某些时候甚至为了一己蝇头小利而甘当扼杀改革的反面角色。这种例子在中国发生的还少吗?对此,同样生活在中国的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先生痛心疾首,曾经在他的《药》等权威著作中——民众争先恐后地用馒头蘸着屠杀秋瑾先烈的鲜血给儿子治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解剖和批判。在列宁的著作中,也曾多次把农民界定为社会变革的阻力和对象。

 

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拖了人类世界进步两千多年的后腿,以致在鸦片战争后的落伍,问题不能全在“腐败”的专制政府以及官员们身上去寻找,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整个民众素质的“老化”(如果不能使用“腐化”这个字眼的话)。中国人民今天落后于世界的责任和根源,是出在自己的身上。

 

中国的体制改革虽然不容易,但更难的是观念的改革。

所以,中国进步与变革的思想依靠自身已不能滋生和成长,它由于古老,每次都不得不源自海外的新时代因素而促成。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走向共和,正如孙中山所说“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海外的华人也属于中间阶层,而且是一种新兴的、现代的、新型中国人中的中间阶层。好在这个国家具有世界上1000多万海外华人,而且越来越多。其中层出不穷的他们的后代,正在类似斯坦福大学的硅谷,耶鲁大学的纽约,伦敦剑桥或者牛津大学那样的全球化总部经济城市的环境中,充溢着人文主义文化的空气清新的氛围里长大,远离故国因循守旧思想的伤害,一代一代接受着民主革命的先驱容闳或孙中山式的启蒙教育,这些逐渐增多的高智能人群,其中的优秀者们,或许能够担当起未来推动故国进步的责任。

 

在总部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进入中等阶层一群。因之,总部经济的崛起,将改变贫弱国家的“哑铃”和“马鞍”形态,促使社会两头尖、中间大的“枣核结构”的形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教授和学者在大声疾呼:中间阶层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希望中国早日像发达国家那样,成为一个中间阶层主宰并导引社会进步方向的国家。民族兴亡,匹夫有责。随着中国总部经济的发展以及中间阶层在人数、实力、见识、知识的一代代增长,他们当中的高端智能群体,应以天下为己任,凝聚在顺乎人类历史大潮流的旗帜下,像总部经济战略中的“轴心—车轮”理论那样,发挥出社会进步的中轴作用(详情可参阅我在本书第11章、第12章的内容),影响并带动上层和下层社会的积极力量,驱动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巨轮,继续滚动向前。

 

作为在总部机关工作的政治家和实践家们必须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从而主动地调整自我心态和自我位置,使之合乎历史潮流。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集体抑或个人,那种朕即天下的独裁主义思想,那种希特勒帝国的唯我独尊意志,以及那些包打天下的封建主义专制的家长作风,将随着总部经济时代的历史长河,付诸东流,一去不返。

 

总部经济,推动历史前进。

 

 

《总部经济时代》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