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的由来
——全球总部经济发展史
实际上，总部经济不是今天才诞生的。
综上所述，总部经济是高端智能型的聚合经济。因此，它来到世上，首先是由于高智能的普遍产生。人类最早的所谓“高智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人类启蒙时期，如欧洲的柏拉图，我国的大禹，即那时的先知先觉们，前赴后继，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开启人类的理智时代。我相信人类在远古时代的耶稣、默罕摩德、释迦牟尼真有其人，他们都是当时开启社会科学领域之门的高智能人才。他们不但具备撰写《圣经》、《可兰经》、《佛经》这样的智慧才华，而且具有使之流传人类数千年而不消失的能力。但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人类的普遍愚昧，“智能总部”现象仍无从谈起。用中国的古话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五百年出一个”！或者用诗来描述这类“先知”的处境，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望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中古时代，由于人类数千年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才有越来越多的高等级“智者”从世界各地诞生出来。如：伽利略、哥白尼、祖冲之、张衡……但是他们的声音仍旧只会引起少数人的共鸣。直到近代以后，新媒体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特别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人类大量的高端智能的开启，才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出现在地球上。先知先觉们已经普遍存在，彼此相通的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几乎同步地在全球各地涌现出来。但是这些现象更多地是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以说才到了人类经济的高端智能活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还用中国的成语来形容，叫做“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们需要谈到区域经济。
因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总部经济就是区域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表现。而区域经济的启动及发展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它远比人类高端智能经济来得更早一些。
区域经济从来不会区分什么高端或者低端，它从地理、地域、地区、地缘、地段、地带概念出发，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划分为一块又一块的同等经济类型范围。区域经济根据相通或者类似的经济环境，相通或者类似的产业条件，相通或者类似的居民生活习惯，相通或者类似的政治发展水平，相通或者类似的经济价值观念，在交通、信息、金融、贸易等因素的密切联系下，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由小而大，由窄而广，由单一而综合地组合并且扩展开来，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经济区。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经济区域当中，无论它的整体面积怎样变化或者移动，总有一个或者两个（一般不会超出两个）较大一些的繁华城市，成为这个经济区域的经济贸易或者生产交汇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讲的总部经济城市诞生前的胚胎。之所以这些城市还不能进入到总部经济行列里来，只是因为历史的原因，使得它们还不具备聚合人类现代化的高端智能的条件，而是仅仅集中表现为人类低端的经济活动的能力和智慧。这种状况，最多能够维持人们在这些城市里进行大规模的简单化劳动或者简单工业生产；因此，最多也就像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大城市芝加哥那样，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中心，或者纽约那样的贸易城市中心。这些城市的影响能力，最多也没有超出本国某个地域经济的范围。像18世纪伦敦那样的殖民主义经济贸易，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宗主国利益的跨越国际的经济掠夺，和极不平衡的利益输入关系的经济体现，仍然没有达到现代社会国际一体化经济区域的总部经济城市地位。此时的人类智能，不过是在工业文明条件隐蔽下的，野蛮和愚昧的中古时代的苟延残喘而已。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结束，才彻底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二战”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生活的看法，第一次把世界看做一个“人类经济生活整体”，而把本国经济活动视为从属于全局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战”也改变了人们对市场经济关系的看法，第一次把互利互惠的平等贸易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写入国际历史，并为此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
区域经济概念由此也发生了扩展：
1区域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与“领域”概念联系在一起；
2区域经济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规则框架，与国际规则概念联系在一起；
3区域经济打破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陈旧关系，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只有到此时，区域经济才真正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总部经济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基础。现在所剩下的，就只是科学技术条件的发端了。
代表人类现代智能高端的总部经济的最后出台，源自人类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及其广泛的应用。
“二战”时期，全世界所有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全部参与了战争。由于军事工业的强烈刺激，人类数千年以来所创造的文明全都投入到战火硝烟当中。这场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海上、陆地、天空，甚至地下、水下和大气层的低层空间，都成为了人类检阅高端科学技术智慧和能力的竞技场。这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科学竞技，起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作用：就是把人类自地球上诞生以来的几乎全部高端智能成果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评定；与此同时，也把人类顶尖的高端人才和高端智能都聚合了起来，形成为若干个高端智慧和能力的军事总部。总部，就是高端智能聚合的场所。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分为三到五个或者六个这样的总部；一共有十多个总部出现在地球上，进行这场科学与智能的竞赛。恶，是推动社会的一种动力之源；正是这种“恶”，把科学的“善”推向了巅峰。据资料统计，“二战”前后，人类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成果及其效率，远比没有战争时期扩大很多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核能。
“二战”以后，在战争中被大量研究、开发出来，并且大量使用的飞机（从螺旋桨战斗机、喷气战斗机、远途轰炸机，到大型直升机、洲际重型运输机）、军舰（从航空母舰、登陆艇、潜水艇，到水面航行飞翔艇）、雷达（从单向雷达，到全方位、全天候雷达）、通信（从电报、电话，到电子、微波）、铁甲战车（从坦克、装甲运兵车，到越野吉普）等人类军事科技成果，转瞬间成为和平年代多余的废弃物……军事技术人员纷纷告别军事总部，另觅职业。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个国家需要快速恢复国家建设，许许多多军事产品，竟然直接用于和平建设；许许多多军事科学技术人才，直接转业到和平建设指挥总部工作。以中国为例，铁道部最初的指挥机关，就是直接来源于几十万人的铁道兵部队及其指挥机关；闻名于世的三五九旅，集体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将领们直接改编为建设的首领。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地区，西北部的西雅图地区，以及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地区，在“二战”时期，曾经是源源不断地供应美军空军部队的武器、科技、高端科研、甚至核能试验的基地，战后很快将方向转移到商务领域、贸易市场、国际经济领域。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的西雅图波音飞机公司，转而开始生产大型系列国际航线的波音客机；原子能机构直接进行核电站的研究，以及宇宙航天器的开发；第一个实现人类和平征服太空的前苏联太空航天员加加林，就是来自于苏联的空军部队；美国西部在“二战”之前的经济能力从来无法与东部的纽约、芝加哥相提并论，但是由于借助了战争的科研基础，在不长的时间内，依靠“二战”以来开发的航空、电子、信息、核能等新技术，很快赶上并最终超越了东部的经济实力，成为继19世纪淘金热潮之后的第二次经济发展高峰。
美国“二战”之后大量节省出来的军费，转而使用在高等级教育以及研发方面，国家R&D(研究与发展基金)金融扶植政策极好地支持了经济的转型以及转型后的高端科研开发。据大量资料统计，战后的美国高端科学研究人才，50%以上来自其他国家，包括德国。许多高等学校在战后得到快速发展，相关高等级人才大量涌现，其中，闻名世界的微电子总部硅谷，就是这段时间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诞生的。
除了高端智能的转型、利用、开发、培育之外，国际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了全世界高端智能人才向着全球最高等级的经济和科研总部聚集。因此，战胜国，特别是发达的战胜国家在发展区域经济以及总部经济上又领先了一步。关贸总协议国际组织的建立，使得这些机构的核心成员国家——美欧国家的区域经济得到迅速扩展。以美欧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它直接导致了总部经济与国际总部经济城市的诞生。
比如：战后，随着美国经济走向世界，“国内区域经济”扩展为“国际区域经济”。战前美国的经济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部分：
1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为中心的大纽约经济区；
2以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圣何塞为中心的西海岸经济区；
3以西雅图、波特兰为中心的西北经济区；
4以芝加哥、匹茨堡为中心的中部五大湖经济区；
5以洛斯阿拉莫斯、休斯敦、阿尔伯克基为中心的新墨西哥州经济区。
“二战”以后，跨越国际、洲际的“横向兼并活动”，成为20世纪后期美欧国家的企业浪潮，据不完全统计，仅50年代前后，全球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跨国际兼并事件25万多起。几十亿资产的金融银行被一夜之间并购，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人类以往的历史记载中，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以上经济区域向各自的国际市场接轨，兼并和扩展为新的国际经济区域以及总部城市，总部经济城市的面貌更加集中和明显。它们主要是：
1以纽约总部城市为中心的美欧大西洋国际经济区域；
2以洛杉矶总部城市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国家亚太经济区域；
3以洛斯阿拉莫斯总部城市为中心的世界航天技术领域经济区。
至此，总部经济与总部经济城市终于横空出世。
除此之外，在这段历史时期，战争使用的长途军事运输飞机发展为大型系列客机和国际商业物资运输飞机；火箭导弹发展为载人航天飞船；雷达发展为气象以及地海空资源卫星远程勘测系统；军事通讯发展为IT新兴产业以及国际互联网。诸如西雅图、芝加哥、好莱坞，以及硅谷，继续在各自的航空、制造、电影、微电子等经济领域，各领风骚。总部经济与总部经济城市的诞生，将人类世界带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经济“加速度”发展的时代。
紧跟美国几乎一步不差，英国的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法国的巴黎、里昂、塞纳河下游；甚至德国的波恩、科隆、埃森；日本的东京、横滨、川崎、名古屋、神户、京都……均纷纷加入总部经济与国际总部经济城市俱乐部的行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曾经和东欧国家组织过一个区域经贸组织“经互会”。苏联、东德、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度高速发展的迹象，以莫斯科为中心，曾经带动了东欧经济区域的一段短暂繁荣和发展时期。50年代初期，这个区域经济还曾经帮助过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东西方国际经济交往活动中也发挥过一定作用。但好景不长，这种发展又被其国内垄断的、强制性的、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自我粉碎，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区域经济与总部经济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动向。这首先表现在：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出现向东方移动的趋势。
向东移动的主要征候之一，就是国际区域经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成长。被称为20世纪末期奇迹之一的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南韩、泰国的崛起和发展，使得亚洲区域经济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为整个亚洲经济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也标志着区域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随后而来的就是东南亚地区和南亚印度次大陆地区形成了经济活跃的区域一体化经济贸易圈，直接影响到太平洋对岸北美洲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布局。此时的区域经济其意义就变得更加深远，其范围更大、影响更广泛。
谈到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截止总部经济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总部经济形态都是“初期总部经济”形态。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此前所有的总部经济现象，连同它的全部概念一起，都仅仅包含着地球人类的单一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或称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独立的范畴。可是地球人类在本世纪还有另外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长久地存在。但是当时的总部经济，并没有包括进去它。因此，严格地说起来，它还不是在“全球经济”总体范围概念上的“总”部。
迎来总部经济的新纪元，或者说进入“现代总部经济”时代的历史时刻，是在今天。代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上总部经济“单一体制”的时代。
现代总部经济由此诞生。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被全世界认为是本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之一的中国东部沿海，成为世界关注的区域经济的最大亮点。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京津塘地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到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区域经济行列。近20年时间，中国东部沿海保持了两位数的GDP增长，城市化步伐加快，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中国加入WTO国际经贸组织，结束了半个世纪来的全封闭状态。中国开始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改革，经过20年的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潜在的、最热门的、最有吸引力的区域经济实体。引领三个经济区域的几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集团当中的绝大多数地区总部入驻，使它们先后成为高端智能人才、信息、科研、管理、决策、运营、金融、服务等高度集中和聚合的总部经济城市。
至此，我们可以说，地球上的人类世界，完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从以往传统的地方分割主义经济形态，向国际一体化区域经济形态的性质的过渡。在这个历史性的过渡中，诞生了人类走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指挥系统——现代总部经济。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传统区域经济是个鸡蛋，那么总部经济就是这个鸡蛋里边的“蛋核”。如果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个鸡蛋，那么现代总部经济就是这个鸡蛋里边的“蛋核”。因此，总部经济一诞生，即身负重任，成为21世纪人类未来美好生活的核心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