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
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触动
——弗利德曼与诸多学者的效益之说
与上一章节一样，我们同样在这里为读者准备了一个概念的盛宴。各种相同或者不相同的观点，大家可以尽情评点。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包括了许多在以往经济学中见不到的新鲜事。应该用怎么样的逻辑关系去阐述它们？抑或重新对它们进行定位？
香港凤凰卫视著名经济节目主持人石齐平在我们策动并组织的2004年新春嘉年会上说——总部经济，的确，在以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中，甚至在全球报道中，都没有过这样一个能够与之完全相等的概念。
我们不想在这里对每一位尊敬的学者、专家或者领导人提出评价。评价是在读者中完成的，再完好的理论也不过是个过程。我们只是希望其中能够具备更多理性的阳光，用以照亮总部经济真实价值的天空。
——编者
聚集效应
赵慕兰——说到总部经济，实际上总部是决策，它所有的行为都是跟决策行为相关。总部经济提出来，实际上就是提出做决策的人群，是不是会发生一个自然聚集的现象，这是否有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于是大家就把眼光放在全球来看，因为大家都讲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当中，谁在支配全球的命运，谁在全球范围之内配置资源？实际上是总部决策人在配置全球资源。比如说纽约的华尔街，一大批金融界的决策人物集聚在那里，实际上他们对全球的资金有很大的调配权和支配权。再比如洛杉矶，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影视界决策人在那儿，实际上他们对全球的影视业发挥着绝对不可能替代的作用。又比如说硅谷，全球微电子业决策人物都在那里，他们对全球微电子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行业内一些同类的决策人的集聚，有一个客观必然性。他们自然形成一种聚集，这是一种客观规律促成，而不是人为造成的。
在北京发展总部经济一定要有条件，就是总部经济的发展一定跟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直接相关，为什么美国纽约能出现华尔街？为什么硅谷能出现对微电子业的支配权？跟当地的经济实力，跟业界有实力大公司的集中确实是相关的。而这个实力我想可以分几个层次。比如一个地区，它在这个地区有若干家企业集中，这就形成了一个资源配置的小地区。可能一个国家会有几个相对的总部集中地，如果想在全球配置资源，如果没有大的跨国公司，你是做不到配置资源的。所谓聚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赵女士关于总部经济“与决策有关”的谈论很精彩，堪称杰作。
——编者
许为平——总部经济首先是一产业聚集的现象。在经济理论里面，提到竞争效果时通常会讲产业统统聚集在一起未必是好事，因为彼此互相竞争，互相残杀。但为什么又要聚集呢？因为可以把第一个效果变成第二个效果，就是所得效果，我把它叫做整合效果或共赢效果。正因为它们在这里聚集了，所以才能享受这种聚集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远远大于第一个效应（竞争效应）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这里面有两种概念：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实施的概念。什么是实施概念？企业聚集在一起，容易创造共同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特定东西，使它们的发展处于更有利的形式。关于抽象概念：因为凸现总部概念，所以凡是进入到总部，加入聚集的成员，都可在市场营销或品牌建立上得到更大的优势。
石齐平——北京应主动发展总部经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它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
台湾“自动化之父”石滋宜一句话颇发人深省，他说：“发展总部经济不仅仅要靠产业群聚。产业群聚是有效的产业结构，但绝对不是‘总部’一个词可以概括的，重要的是要有有生命力的创新企业。总部没有生命力、没有生产力，单靠企业的总部群聚也不会带来成功。”
石博士的这句话，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被一些新闻媒体作为“对总部经济理论的质疑性言论”进行重点介绍。也有人认为，这是在火热的总部经济头上泼了一盆凉水……见仁见智，我们不在这里评判。我们只是想对石滋宜博士的深刻提示，表示由衷的感激！
记得前几年，中国建立了上千个经济开发区，最后被砍剩下了50多个大型经济开发区。其中哪一个开发区，不是想把“有生产力”的高增长型企业拉进自己的圈子里来？每天又有多少“高成长型企业”进驻到这些大大小小的开发区当中去？ 但是，全国这些大大小小的开发区，能够因此称之为“总部经济”吗？它们能够与“全球化的区域经济中心”相提并论吗？
总部经济的形成需要客观条件。
信息化、城市化、自动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及人才教育高速发展……是它的先决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集合人类最高端智能的“高成长型”、“高技术型”、“高知识型”、“高附加值利润”的大型企业集团的诞生，总部经济是不会在21世纪的今天问世的。这是一个方面，它说明“总部经济”与这些产业息息相关，唇齿相依，好比孪生姐妹。
另一个方面，总部经济毕竟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产业”，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由于总部经济作为全球一体化宏观经济结构的新发展模式，它必然会带动、提升、激励许许多多“高成长型企业”实现自己的全球化目标；同时，它也会将许多“非高成长型企业”进行淘汰或者改造。相比之下，其他经济开发区就难以完成这一任务。
至于“聚集是不是生产力”？
我想，有许多“聚集起来”的东西，产生了价值：比如“电脑芯片”，比如“人类大脑”，比如“集团化生产流程”……但也有许多“聚集起来”的东西，毫无疑义：比如“城市污染”，比如“垃圾”……这里边的分水岭在哪里呢？比如，我们把一群白痴关进一间屋子里，过几天，他们可能还饿在那里。如果我们关进去的是一群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其结果你就会发现：几天以后，房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差别？就是一个：智慧。正是智慧给生活带来了价值。聚集能不能带来生产力，这不是问题的核心，核心是聚集什么。
那么，总部经济能不能产生像“聚变—裂变”那样的效应呢？
两年后的今天，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我再次感谢石博士的提醒，他对总部经济理论发展的关注，难能可贵！
——编者
钻石效应——区域经济的新引擎
王洪珍说，“钻石”效应最早是在国土资源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一次国土资源部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调研中，专家一致认为中关村地区整体土地利用效率极高，其中上地实质用于科技方面的土地只有09平方公里，而2003年的销售收入是365亿元，平均每公顷土地产生的销售收入差不多405亿元，被誉为“钻石”效应。
“‘钻石’效应非常形象地描述出中关村的高效率土地利用现象。土地利用效率一般比北京市传统工业高4-6倍。”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贵林说。
目前中关村丰台园正在建设的中关村总部基地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关村总部基地占地65公顷，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管委会有关领导最保守地估计，建成后的总部基地经贸年总收入为500亿元，今后平均每公顷土地产生的效益为769亿元。“可见，这将是一颗在纯度和精度方面都是精品的‘钻石’。”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建成后总部基地每年产生的税收为15亿元，每年的经贸总收入为500亿元，并且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总部基地何以如此自信？“总部基地项目是顺应总部经济发展要求而建设的。”中关村丰台园道丰科技商务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许为平说。他认为，不能从传统的经济形态概念上看待和理解总部经济，总部经济应该属于经济链条的最高端，其产生的经济凝聚和辐射效应远远大于任何一种传统的经济形态。总部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头脑经济、知识经济、技术经济。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指从微小的细节观察，就能清楚地了解全局的状态。比如，在上海浦东工作的某普通跨国公司CEO每个月上缴的税收就有10多万元。“这比我们普通工作人员的年薪都多。”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任汪洪感慨道。他认为，建成后的总部基地将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能是超乎想象的，个人所得税再加上公司的企业税收，创造的税收效益是巨大的。“总部基地项目带来的不仅仅是税收，更重要的是它带动相关产业如金融服务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它必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汪洪对总部经济和总部基地的前景充满信心。
请多加关注总部经济原理的钻石效应说——钻石，不仅应该理解成一种高强度的“聚合”，而且还是一种高强度的“扩散”：它光芒四射，它无坚不摧的硬度张力，它那穿越时空的永恒的精神文化内涵……
所以，事物的扩张力量，必然是以该事物的凝聚力量为前提。
总部经济从“聚变”到“扩变”的原理，在这样一种比较下，与钻石是相同的。非但钻石，历数宇宙，量子，核聚变……不都是如此吗？
——编者
中心外围理论
许多学者试图引用弗利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来说明总部经济的原理。
弗利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确实影响很大。但是，我认为，弗利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并不能说明总部经济的原理。总部经济学说，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结构学说，而属于一个实质性的本源学说。
“中心外围”是外在的，而“轴心—车轮”则是本质的。
“中心外围”是静态的，而“轴心—车轮”则是动态的。
“中心外围”是普遍的，而“轴心—车轮”则是单一的。
“中心外围”是形式的，而“轴心—车轮”则是内容的。
换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
所有的总部经济都必定是“中心”；
但是只有极少的“中心”，才配得上是总部经济。
因此，弗利德曼老人家的中心外围理论还不足以说明总部经济的原理。他走得太早了。
——编者
赵弘——首先，让我们先在理论上对总部经济做一些分析，第一点分析，我们认为总部经济是企业内部的价值量，对区域分布形势的表现，我们知道不同的区域要素是不同的，取得这些要素的可能性和成本也是不同的，北京科技人才非常密集,这样的资源优势是其他一些区市很难取得的，如果取得，花出的成本将会更高。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优势来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样经过产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就能够取得企业收益的最大化。企业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组织创新，就实现了在空间上的分离，要素重新组合、重新聚集，这样形成了总部在一个相对来讲城市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而把他们的加工基地放在周边地区，以这种空间来布局格局。第二点分析，就是地租。级差地租是总部经济产生的内在动力，一个企业的地价和资金如果在整个生产成本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时候，这个企业就要考虑把这个生产基地放在什么位置。在一些中心城市，因为地价比较贵，如果一个企业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支出的时候，就会考虑把企业的生产基地外迁，这种作用机制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计划效应，一是扩散效应。计划效应是一部分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部分向CBD移动，然后通过扩散效应，占地面积大、而收益不高的企业或者企业的不同的部门就会被排挤出去，会离开“价格性”较高的地区，这样就会形成总部经济的布局格局。第三点分析，我们从中心外围理论进行分析。中心外围理论最早是由弗利德曼提出的，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他要利用独有的地理优势或者历史的传统把这个区域首先发展起来，要素不断向这个地方聚集，其结果使这个地区的成本相对提高，而把不适应的地区排挤出去，这个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我们把这个方法应用在总部经济当中。市区之外的或者更远的地区可能是外围，按照这种关系就会形成中心区域和中心区域外合作分工的关系。在中心区域里，一般能够更多地吸引资本、技术、人才，形成资源优势；而在外围由于地价、劳动力成本等等优势，以及资本比较富余的优势，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加工基地，中心区域可能取得更高的利润，但是外部区域可以取得稳定的收益。
米尔顿·弗利德曼——著名经济学博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利德曼的祖籍在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随母亲有幸移民国外，以后在美国生活、学习，并得到深造的机会。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环境对弗利德曼熏陶濡染，使他对市场经济学说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20世纪中后期，弗利德曼开始以自己的市场经济学说，对抗当时显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的权威经济学说；同时否定计划经济，推崇自由竞争与市场自我调节理论。
弗利德曼的市场经济学理论观点，得到了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同时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东西方国家政府以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发展轨迹。
弗利德曼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并称为20世纪经济理论的两大经典。弗利德曼本人也因此曾经受聘于尼克松、里根总统时的政府，担任经济学顾问一职。
但是弗利德曼的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来得及解释我们的总部经济科学。他的理论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了。
——编者
首都经济成长新基因
王洪珍——经济发展能够带来什么？积聚人才和资金、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生活水准、增加社会福利、摆脱贫穷和落后……这一切都是目前中国各地方、各区域梦寐以求的。但经济发展靠什么？资金？人才？政策？一位多年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专家一语中的：风起于清萍之末，资金、人才、政策的积聚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经济成长基因。
区域经济催生总部经济
在市场方面一些能够直接接触到置业客户企业的市场人士，切身感受到目前许多企业欲在北京设立企业总部办公场所的急切需求。“2004年我接触到欲在北京设立总部并且有整栋在２万平方米以上的企业客户数量激增，总量比前三年我接触到的这类客户数量之和都多。”中关村写字楼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志硕在一次沙龙活动上说，“北京周边的大量企业（即环渤海经济圈内的企业）都还没有在北京设立总部，所以市场存在很大空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关村丰台园管委会主任汪洪认为主要是由于大北京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壮大，出于资源组合和效益最大化考虑，其产业链条必然会进行相应的分离，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其管理环节、研发和销售环节、生产环节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相对分离，这样，企业总部由于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会对环境质量要求很高，而其生产环节则完全可以外移。企业总部如果在一个地方积聚，必然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拉动效应。
可以说，目前北京发展总部经济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北京市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研究成果显示，世界500强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国内地开办了代表处、研发中心等，其中在北京有293家，占总数的58%；上海有180家，占36%。北京市政府在这方面与时俱进。早在1999年1月29日，北京市政府就发布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基地的通知，鼓励跨国公司加快直接投资，提出很多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此外，有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根据这几年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正在考虑在先前通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
首都经济新版图
首都政府机构某负责人介绍说，面对众多周边企业总部落户北京的发展契机，可以说北京各经济区域板块都亮出了杀手锏。从硬件到软件都不遗余力地迎头赶上，争夺和分割总部经济这块大蛋糕。中关村一直打着高新技术科技牌吸引了一批国内外知名高科技企业，近几年随着中关村特别是中关村核心区域物业档次不断提高，一些世界500强企业也陆续入驻；当然在国际商务办公氛围上，朝阳区的CBD是目前其他任何区域都不可比拟的，历史的积淀、市政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朝阳CBD成为大多数商务跨国公司进行商务办公环境置业的首选之地；金融街则结合传统优势大打金融牌，形成了国内一大批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但从长远来看，该地区发展受到区位限制，发展力度受到局限。
总部趋势
一位对写字楼颇有研究的专家说，国外的发展历程表明，未来的写字楼发展趋势，一个是CBD，一个就是反CBD。
CBD与反CBD。很有意思。应该有文章专门论述它。
——编者
专家说，美国有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的曼哈顿，也有宾夕法尼亚州的Masons Mill商务花园、PS商务花园联盟。与CBD相比，在规划设计上，这些国外商务花园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建筑设计上，具有独立性；在企业引进上，注重对大企业集团的吸引；在环境营造上，注重本区域的相对独立性，注重区域交流平台、注重产业的多样化，以培养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专家说，表面上看，CBD、反CBD两种趋势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从空间来看，北京，比如丰台总部基地具备发展商务花园的条件；从时间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商务花园办公模式的潮流中去。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产品的生产，在中关村就不要搞像CBD的东西，在CBD就不必过于强调生态、绿化率等，这些东西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说到就能真正做到。这位专家幽默地说：“产品和人一样，是什么就是什么，是男人你就剃短头发，是女人就要像女人，特征要鲜明。越是这种市场化的东西，越应该用个性来表现自己。”
总部经济的物业建设实践（“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新区”），从外形上看，类似于“商务花园”。但是，它绝不是“商务花园”。应该说，它比“商务花园”又更高了一层。
“商务花园”的“花园”是形式，“商务”是内容，或者说是实质。
总部经济的物业建设不同：“花园”可能是它的形式，但是，“商务”绝不是它的内容——什么是它的内容？总部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
——总部经济。
从这一点出发，或许在明天，会遇到有人叫它“总部花园”呢！
——编者
新经济地产
许为平——以一种经济形态为中心，以此进行统一筹划，协调住宅、商业以及各种配套设施的布局，并在客观上对科技、信息、教育、文化和金融产业产生推动作用。
地产应服务新经济发展态势，也只有适应新经济发展潮流的地产项目才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而这就是所谓的新经济地产。
近年以来，我国不断地出台一些严格的约束措施和政策，原因就是大家面对的“盲目圈地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不良贷款”。我国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早已经突破了警戒线。整个地产业警笛声声，泡沫滚滚……它在向我们说明什么？中国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可以说已经基本脱离开了一般市场经济规律的约束，像脱缰的野马那样拼命地疯涨；这是地产繁荣？还是地产的危机？
在当前大多数地产开发商的概念里，土地，物业，或者家居，或者商住，往往被当做高价格成本的消费商品对待。大家卖来买去，都不愿意为这片“昂贵的消费品”担负巨额债务，而宁愿把这种债务转移到四家大的银行身上。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但是，总部经济为什么没有造成不良资产？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那样看待土地的。总部经济是一种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它的每一个环节和资源，都是一种不断创造GDP经济价值的重要能量源。其实它本身就好比是一架发动机。土地在它这里实现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般“物业发展商”眼睛当中能够看到的。
土地不仅仅再是一种消费——这就是新经济地产。
——编者
汪洪——在总部经济范畴里，什么叫做新地产呢？过去我们提供给企业的物业形态，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己买土地，自己来建厂房，建研发中心，建销售中心；一种是在摩天大楼里面，高楼林立，在钢筋水泥的丛林当中租一层或者两层。企业这种运作方式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在工业时代，在信息不发达的时代，大家拥挤在一个办公楼里面，可以进行相互的沟通、交流，获取信息、获取市场。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全球化导致我们这种沟通越来越便利，坐在家里面你就可以了解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所以导致了企业在寻求物业形态方面出现了新的格局。这种新的格局就是追求“以人为本”，人性化。
过去我们的开发区都是画出几平方公里乃至十几平方公里，作为开发区首先是承担了高科技的开发任务，承担孵化把产业做大的任务，但和城市发展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孵化而孵化，就产业而产业，那么出现什么格局呢？白天很繁荣，晚上是漆黑一片，在我们中国各个开发区，包括丰台开发园区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在城市发展当中，不仅仅要求是白天繁荣，晚上更要繁荣，这种繁荣解决城市当中很多的问题，比如交通问题、环境问题，所以应该把高新区和边缘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曾经谈过，总部基地应该是基于企业总部主体，又集休闲、娱乐、餐饮、运动、学校等等组成的新型的边缘城市，或者是一个区域。应该是新的具有总部型或者高科技型的新社区。
新经济地产代表
王洪珍——地处北京南城的丰台区出现了一个新项目——总部基地，让发展一直相对缓慢的丰台区能够有资格与中关村、中央商务区、金融街、亦庄开发区等区域相提并论。“如果把丰台区域经济看做一盘棋的话，总部基地的出现，是把这盘棋给盘活了。”
许为平——我一直说总部基地不是房地产，准确地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我也想带给大家一个新的具体的概念，那就是总部基地是一个“新经济地产”。目前，我所实践的是在一种新经济环境下，为经济发展打造建设一个区域经济，其最大特点不是消费性地产，准确地说也不是住宅地产。在区域经济建设过程当中，中国房地产20年成功的经验，为我们建设现代区域经济、现代新经济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要利用房地产为我们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我在这里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落脚点，那就是“新经济地产”。我相信我们地产界的前辈们也要在新的一年，在未来地产发展中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方向以及市场定位，地产业已经经历的将近20年的实践，确实要重新总结、重新洗牌，面对21世纪新经济的挑战，面对新经济的未来去制定我们新的地产战略。地产确实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到目前为止，据我了解房地产还是纳入在经济领域的服务业，实际上我想我们要重新定位地产在经济当中的地位，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服务业。我相信现代地产，“新经济地产”是带动整个经济浪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而不单纯是一个服务业。北京也有不少的住宅房和写字楼闲置，这将是地产的一个隐含的泡沫。这些问题都提醒我们地产界要重新认识、重新审视我们的定位。我们要走出单一的消费型地产，进入多元化、深化、细化定位的“新经济地产”。
据了解，十多年来，地产在中国跌宕发展，其运行状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专供企业集群办公的写字楼所产生的经济能量，正逐渐被相关部门认可和发展。因此，许多地产商开发项目并不是在单纯地做地产，因为项目在选择企业或吸引企业在此长期办公的情况下，必然会对该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写字楼经济”在发达国家不算是新名词，在中国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已经初露端倪。
经济发展的主导形态也是不断变化、演进的。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创新，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形态逐渐被高端知识、信息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形态所替代；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产业链条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生产与研发、管理等相关环节完全可以根据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实行分离。总部经济概念的提出丰富了首都经济发展的思路和内涵，也是“新经济地产”在实践中所做的一个重要贡献。
这是许为平先生再一次论述“新经济地产”。新经济地产，肯定与总部经济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们彻底说清楚。但是严格地说，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著作。
——编者
CEPA为总部经济注入活力
唐家璇——2004年1月启动的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内地与港澳经贸关系发展的新里程碑。
CEPA体现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和国际惯例的制度性创新。它拓宽了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使人员、货物、资金、信息可以在三地间更加合理有效地流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内地与港澳将会更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同繁荣。
CEPA的签署为港澳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可以预言，CEPA的正式实施，必将为港澳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作用，为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总部经济没有国际。 同样，总部经济也没有国籍。
总部经济，没有人际、人种之分。无论国内、国外，经济一体化，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编者
总部经济与CEPA
张大力——CEPA正式实施，从此将允许港澳企业在内地设立独资外贸公司，同时，内地17个行业也对港澳进一步开放，这意味着“大中华经济圈”已进入了真正的形成期。
2003年丰台总部基地的开工、建设，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经济特别是总部经济越来越成为当代经济的主导力量。
到2004年初，在丰台科技园区已成功打造出了应用和实践“总部经济”理论的总部基地。它的建设与发展，将需要大批优质的中介服务机构进入以提供国际化水准的咨询与服务。这对港澳服务类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因为，一个以总部基地为核心的总部经济试验新区预示着北京大总部经济区正在形成之中，而且，北京正在以此为契机建立中国的总部之都。
“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新区”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也有许多可供总部经济项目参照和借鉴的个别经验。但是，我认为，整体来看，作为“总部经济试验区”，它的试验不是很成功的。它并没有完成我们在当初的计划，也并没有实现与其他相关的总部经济形态——比如：北京的中央商务区（CBD）、中关村、金融街，上海的陆家嘴等，可以比肩论道的设想。总的来看，它的发展趋势和雏形，还很难让人们承认它是一个为“总部经济理论”而量身打造的“标准的总部经济新区”。
失误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有以下几点：
1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新区”缺少一个“灵魂”。它的决策层（包括政府、企业和专家）不懂得，也从来没有思考过为自己的“中国第一个总部经济试验新区”寻找到一个躯壳内的“精灵”，即：单一的产业价值观。这是它至今没有形成广泛的人气聚集和深入人们心灵的根本原因。
2轻视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因此决策层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聚合人类高端人才，以及聚合高端智能的渠道和方式。
3不懂人和人的文化。决策者们不懂得，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人文精神”对于这片钢筋水泥建筑的重要性，因而始终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冰凉的“房地产开发商”。
4它的规划和实施步骤，都体现出了决策者们仍然对传统计划经济的依赖，以及决策层自己并不懂得总部经济为何物的理论知识上的自满和匮乏。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了这些早期的“总部经济倡导者们”许多明显的战略技术性的错误。比如：
1过早地建好了500栋独立办公楼宇，而没有把其中重要的资金用在关键的地方；
2过早地摆脱了自己对总部经济理论研究战略的依赖；
3过早地更改了正确的广告战略原则；
4过早地显露出了自己作为“房地产商人”的真实面目；
……
而以上这些，正是当时我把编好的理论书稿移交给他们的那一天，最为他们担心的事情，结果这些担心，后来全都发生了。
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之一，就是从来不会让人完全满意。
——编者
区域经济细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认为，一个区域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吸引大批跨国公司、高成长公司的总部、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安家落户，同时又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总部经济。
《北京参考》——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和讨论并不是新的话题。区域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是上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也是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经济模式的发展都是很好的例子。
二元结构
汪洪——我们在发展和实践“总部经济”理论中发现，总部经济的成长与壮大，有利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并进而缓解此种结构给社会带来的矛盾。
从总部经济理论的内涵来看，生产与管理、研发在空间上的分离是其主要特征，同时，生产与加工基地会在信息效应和地租效应的作用下，逐步分布于中心城市的外围或周边，即城乡结合部或乡村。这种产业在空间上的分离情况，不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或重新形成新的经济辐射中心，有利于加速城市文明向农村的传播，也能激活农村潜在的某些市场，促进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事关“三农”问题，事关我国整个经济态势的发展。总部经济对于这种结构的调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部经济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经济形态吗?
陈东琪——一个区域的经济的崛起必然会吸引大批跨国公司、高成长公司的总部、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安家落户，同时又带动相关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总部经济”。
在经济学上，一种有效的经济形态一般都有投入和产出，是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增加产值的经济生产模式。基于此，许多人对“总部经济”能否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经济形态还存在疑问，而一些业内专家和学者的观点或许有一些启发。
“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表现。
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和讨论并不是新的话题。
区域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是上个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在发展区域经济上领先一步，美国、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样板区域；再之后就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地区，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发展，亚洲区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中国则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
——编者
发展总部经济北京独具优势
陆昊——相比其他城市，北京确实更适宜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是全国性大企业总部，因为一个总部选址的三个最重要条件北京同时具备：北京是各类综合素质人才聚集的中心，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监管中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中心。但三区域地方政府应当明确：发展经济的本质追求是获得税收、增加就业机会，为属地区域的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企业总部既有投资性总部、决策性总部、经营活动的总部，也有研发活动的总部，这几种总部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相差甚远，特别是在税制关系上，有些总部对当地经济贡献很大，有些则贡献非常小。
北京的市场条件不能简单地用“北京市场足够大”来做概括，而应该用市场中心的概念进行准确描绘。可以从五个方面来透视北京的市场条件：
首先，北京市场的需求总量足够大，交易活动非常丰富。
第二，北京市场信息密集程度非常值得业界注意。
第三，北京的消费作用和消费行为，对中国内陆市场有重要的消费示范作用。
第四，北京市场位置在内陆居中部，对东北、华北、西北有重要的地理连接作用。
第五，北京目前已经是中国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基地，或者是中转中心。
赵弘认为，总部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符合发展首都经济的要求，丰富了首都经济的内涵，是对首都经济的深化和细化。“首都经济”是1998年提出的概念，目的是发挥北京的比较优势（如技术、信息、营销、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存环境等）发展北京经济，从而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而“总部经济”则为首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也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新都市主义之路
汪洪——现代城市的新都市主义潮流，是后现代主义运动与城市规划发展的反映。新都市主义发展的潮流之所以与总部经济密切相联，主要在于促使总部经济形成的各种企业总部的选址导向。
对于从事管理与研发的白领来说，离开钢筋水泥浇筑的摩天大厦，走向强调生态与低密度建筑的郊区，已成为一种潮流。走向郊区的低层办公建筑，是一种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也是发展“总部经济”的一个有效载体。
如何实现——区域共赢
终结恶性竞争，需要进行：总部经济概念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因此要借机会，在这里简要论及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领导与企业家们的传统认识问题。
我在国家中原地区交易会企业发展论坛上曾经谈到：
在加入WTO这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的提高，中国企业集团以及他们的战略规划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行政区域的领导者，以及企业集团的决策者们，他们所立足的战略高度和眼光，也在不断向高处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与国际知名企业、跨国集团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企业经营的战略规划、战略理念相比，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的区域领导者和地方企业始终摆脱不掉一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病症”。每一个病症都是致命的。我们的区域领导和企业家如果不及时改变那些旧的经营理念模式，那么就会处在被人遗弃的边缘，这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呢？一个很大的原因——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大多数是地方型企业。随着改革开放，“地方化”的企业概念已经变成“全国性企业”、“跨省企业”、“对外经营企业”……但是，经营形态虽然变了，可企业的地方经营战略理念，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正好像：新瓶装着旧酒。
1什么叫做地方型企业经营战略?什么叫做区域型企业经营战略？
所谓“地方企业战略”，它对应的就是：“一方之地”、“一方之人”、“一方之历史”、“一方之经济”、“一方之文化”、“一方之风情”。用它的一方文化，对之于今天全方位的文化。
所谓“区域企业战略”呢？它指的是什么？“区域”的“域”，包括“领域”，比如“全球纺织领域”、“亚洲金融领域”、“太平洋通信领域”等等的概念；“区域”的“区”，有两个意思：它不仅包含“地区”，而且还包含“区分”、“区别”……这些动词的含义。它不但细分了区域，而且细分了领域。
“区域企业战略”就是说“区分为不同地域和领域”的企业经营战略。用它的整个领域文化观念，对之于各个分区的文化领域观念。“麦当劳”的经营文化，决不是“美国文化”；“肯德基”的经营文化，决不是“美洲文化”；它们都早已经是跨越洲际和国际的一种“五大洲的企业经营文化”，惟其如此，它们才能纵横于东西半球。而我们的企业家往往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仅把别人的企业冠以“美国文化”的头衔，横加指责；甚至以“文化入侵”去看待。这就是我们狭隘的地方企业经营战略家所以屡屡致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企业战略形态的三个阶段性质之区分：
第一阶段：传统地方型企业的地方计划经营战略
第二阶段：地方型企业在区域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战略
第三阶段：跨区域经营性企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企业区域战略
关于以上这些企业战略问题，我会在不久将来的另一部著作中做详细阐述。
2在计划经济时代，你的企业在河南，那么，你的企业战略就不能管河北的事。过去就是这样搞企业战略发展的。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越来越充裕，企业的发展空间扩大了。但是地方企业的领导者，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是老的那一套经验，“虎踞一方”的观念没有动摇。他们既怕别人“动了自己的奶酪”，又不太去想“动别人的奶酪”，搞地方产业的诸侯割据。
等到成为跨省跨国的集团，虽然被迫进入“国际奶酪大战”,但是，自己的“奶酪”总被别人动，而别人的“奶酪”自己总是动不着。尤其是对那些跨国公司，更是如此。
3身为“区域性企业”的决策者，却把自己的企业战略“地方化”，有着很大的危害性。
我们今天面向全球一体化新经济的格局，面对加入WTO后的500强跨国际超级企业集团、金融集团的纷纷进驻，面对突然展开的东南亚、东北亚、环太平洋领域、亚太领域以及欧亚大陆、中亚大陆、南亚次大陆的“区域经营战略组合”的国际企业市场经济联盟，你如果不能以“区域经济”观念统观全局，还是满足于地方企业经营理念，等待你的——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地方型的企业战略”在昨天——加入WTO之前——可以实施，在今天，某些地方仍然有局部的发展空间，但是明天，它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战略的本质，把企业战略死死地制约在方寸土地观念之上。它限制了新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战略的发展；它是我们企业走向全面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死结。
所以说：区域经济，是对地方经济的一种提升、发展，以至颠覆和否定。“区域企业战略”坚决抵制和反对“地方主义”的企业战略的传统观念。区域经济和区域经营型的企业战略是当前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我国企业战略发展的必经之路。
——编者
三维模型理论
赵弘——三维模型是什么意思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信息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得总部和生产基地分开，在技术上成为技术的可能，在经济上成为经济的可能。微软占领市场，它把基地放在中国。这几年由于信息网络的发展，视频会议、手机通讯网络的发展，使得总部和基地分开了。企业内部信息流的协调成本不是那么高，因为过去不经济，随时都要跟一线人员沟通，而一线人员也需要经常跟设计人员保持沟通，如果分开成本会很高，而且不现实。现在网络技术把这个环节分开，成为不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个条件，企业的资源是分层次的，一个是战略资源，或者叫高端资源，高端的研发人员、战略管理人才等等。第二个资源叫做低端资源，就是土地、能源、水和一般的机器设备等等。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两个资源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企业规模越大，战略资源的地位越重要。而且这两类资源不能完全的替代，比如我在外地，土地资源很丰厚，我不需要战略资源。反之，则恰恰相反。
第三，在经济水平差异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这两个资源禀赋都不同。像北京作为首都，战略资源非常的重要。由于配套体系的完善，生活其他方面有的不需要你承诺。由于城市的发展，土地越来越稀缺，污染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也越来越高，实际上常规资源是浪费的。但在欠发达地区，物质资源、低端资源非常的便宜、密集，但常规资源非常的稀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假设。在这三个条件假设之下，我就推导出总部经济为什么让企业家看到利润，利润来自于你现在能够把总部和基地分开，而你不分开。不管你把企业整体布局在北京中心城市还是欠发达城市，都不乏进行最好的资源整合。在传统模式之下，布局的时候，如果分开支付很高的成本，这些都会被信息成本压缩。总部经济不是一个总结，而是评估理论的创造。
赵弘先生的“三维模型”具有新意。
——编者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戴卫——世界经济的重新分工、重组，使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现在已经响彻中国大陆，响彻全球；全球很多地方都有中国制造。工业的再造重组现在也出现了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的重新流动这样一个端倪。所以才能使很多跨国公司的科技总部、研发中心到亚洲来，到亚洲的新加坡、印度，现在很多到中国来。
中关村历来都是一个创新的地方，在全国、全世界都在打中国制造品牌和概念的时候，我们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中关村作为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怎么能更领先一步？从中关村现在的发展来看，可能更适合研发、管理、运营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制造不一定在中关村特别合适。但是这里强大的研发力量、人才使我们能够在高技术研发、高端上取得突破，所以就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现，就是中国创造。就是跳出了中国制造这么一个工业化的概念，我们走向了一个高端。中关村应该在中国创造方面取得突破，也就是说在科技的高端、在标准、在专利等等这些方面走在前面。
我想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创造”的概念。
事实在向我们印证着：总部经济理论在全球经济中走了一步“跳棋”。
同样，总部经济在北京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赶超全球新经济发展进程的棋盘上，更是走了一步：大跳。
——它跳越过了西方国家大都市集中发展大工业经济的“都市大工业化”时代；
——它跳越过了西方国家探索国际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几十年的“盲目扎堆”时代；
——它还跳越过了西方国家的“信息泡沫”时代！
目标、方向、还有距离……都确定以后——速度，就是决定的因素。
能不能这样说：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赢得宝贵的时间，就要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而总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把我们的这种加速度，推上了：快车道……
总之，总部经济，是中国人献给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它也是北京，献给人类新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最好的礼物。
——编者
北京区域经济理论
赵弘——总部经济对首都经济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化、细化和拓展：一是总部经济实现了首都经济“知识经济本质”与具体产业的结合。二是总部经济大大扩展了首都经济的产业选择范围。三是对于北京制造业存量资源的调整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制造业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将总部放在城区范围，把加工基地迁往郊区县，甚至企业认为适宜的外地，凭借原有的品牌、渠道、研发资源等，可以实现进一步发展。
北京的理论研究专家们，曾经为北京总部经济的发展提出过一些想法，他们认为：
第一，总部经济丰富了首都经济内涵，深化和细化了首都经济战略思路。
第二，总部经济为北京实现与环渤海区域其他城市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环渤海经济圈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我们在实现环渤海经济圈合作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没有形成，观念落后，各城市仅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招商引资，彼此之间是一种对完整企业、完整项目的争夺关系——一个企业要么到你那里，要么到我这里——这种“二择一”的竞争关系，不但使区域之间摩擦增多，而且难以形成“总部—加工基地”的功能分工关系。北京作为环渤海的中心城市，拥有丰富的总部资源，包括丰富的科研成果，但是这些成果不得不舍近而求远，在合理的配套半径之外，到全国各地进行产业化，相应增加了成果的转化成本和资源的配置成本。同时，由于产业配套体系的欠缺，又进一步限制了制造业企业的总部资源向这个区域的流动。
制定北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跳出北京，谋划环北京的区域发展。从长远看，必须把协调北京与环渤海其他城市的关系，构建北京与周边城市之间的“总部—加工基地”链条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最近，天津和河北都表现出与北京合作的意向，中央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的战略实施，对整合环渤海区域的资源，形成不同城市之间“差异定位”，实现优势互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果能够用总部经济的思路加强与环渤海区域内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合作，会寻求到更多的合作途径，形成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
第三，总部经济为北京实现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了新的机遇。
对于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发展研究表明，这些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随着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老旧工厂的关闭，如何保持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繁荣。这实际上涉及到城市如何实现经济转型的重大战略课题。在这一过程中，有的城市由于制造业转移，城市走向萧条;也有些城市转型顺利，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美国学者JO威勒分析了美国20座大城市的资料，发现有60%的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保持了持续繁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城市实现了产业服务化和总部化，也有学者称“逆工业化”。
总部经济是对城市工业化的反叛。
是人类社会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转折点。
——编者
专家们还指出，北京目前正在实现这种城市转型，而且走在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前列，不但表现为三产所占的比重达到62%,在全国最高，而且出现总部聚集的趋势。目前北京总部经济已经初显端倪，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国内的外埠大企业集团总部逐渐向北京聚集，总部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明显改变了北京的经济结构。由此可见，北京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实现整个城市的结构升级和优化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
目前上海、广州都把吸引总部资源、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总部经济符合北京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也具有很好的基础和优势条件，在新一轮围绕发展总部经济的竞争中，北京如果能够抓住机遇，明确把发展总部经济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方面取得应有的份额，不但能够使总部经济成为首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且能够成为推动北京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引擎”，加快北京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
但是，对于专家们的“首都经济”观念，我们必须提出异议。我们认为，所谓“首都经济”，在今天提出来已经过时，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本章似要结束了，我想用批判的思考作为本章的收尾。
——关于“首都经济”的提法值得商榷
大家爱讲“首都经济”。首都的专家们更爱讲。最近更是出现了许多围绕“大首都经济圈”、“大首都经济区”……之类的观点。
国外有“政府经济”之说，也有“政治经济学”之说。但是，“首都经济”应该归在哪一类呢？据说“首都经济”的提出，是多少年的事情了。把“首都”和“经济”摆到一起，是因为北京具有它的特殊性：一国之都；中国执政党和国家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所在地；全国文化、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科技、交通的中心。对此，如果我们把“首都经济”归结到“政府经济”的范畴，从逻辑上是无可挑剔的。“政府经济”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都是适用的。北京的“首都经济”实际上已经运作了许多时间，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如果“首都经济”是属于“政府经济”范畴的话，那么，靠这种局限于政府范畴内的“狭义经济学”，是涵盖不了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中北京市发展的问题的。如果把“首都经济”划归在“政治经济学”范畴，那么，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中绝对不可能允许基于自由竞争观念的市场经济存在。所以“首都经济”的提出，并没有解决今天遇到的新问题。
但是，今天的时代毕竟已经有所不同了。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时代。新经济概念，把全球区域经济理论，推向了理论界的前列。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此时此刻，仅仅作为“一国之都”这样一种简单的城市定位，已经落后于今天的时代。如果根据总部经济与区域经济理论，把北京城市框定在“首都经济”这种范围之内的提法，或者一种战略，就值得磋商。
在计划经济时代，首都的经济，处处以“政治经济”为出发点。而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什么“首都”之分，只有“经济区域”和“经济领域”之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没有什么全世界公认的“经济上的首都”。纽约就根本不是什么“首都”。香港、上海也不是首都。但是这些城市却可以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之“都”，甚至是更大区域或者领域的经济之“都”。加入WTO之后，我国的经济活动逐渐与全世界经济活动接轨，就更不会有太多的对某个国家“首都经济”的特殊关照。在生意上谈什么“首都”，是没有意义的。
“首都”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城市范畴。出于一般的谈论，说一说“首都”的经济，或者“首都城市”的经济，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它界定在市场经济内的“宏观经济”范畴，或者全球一体化的“区域经济”领域，单纯为“首都”的经济性命题，就值得专家们再仔细商量。我们根据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学说理论，很难替一个“首都经济”，找到它准确的坐标。相反，如果抛开“政治因素”，我们就很容易为某一个作为首都的城市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比如：北京。
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北京的几乎所有环境条件，都是一流的，或者将会是一流的。但是，在企业家眼里，这些优秀的条件，与北京是不是“一国之都”，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国际500家超级跨国集团，希望把北京作为自己的区域经济中心——总部经济——所在地，并不等于说他们认为北京在他们心中具有“首都”的地位，相反，仅仅是把北京看做是一个特大区域经济的中心。
除了中国本土的计划经济领导下的企业之外，没有政治动机的企业在选择总部所在地是不是北京，或者是不是上海的时候，难道看重的是“首都”这个词汇的概念吗？“首都经济”属于传统“政府经济学”这个范畴。我们不必要一定按照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对待今天的事务。
今天，当我们再次谈到“首都经济”的时候，最准确的思维，还是把它当做“北京经济”为好，或者说“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经济”，好像也还勉强。北京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这种建立在新经济概念下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应该是着眼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着眼于城市国际化，着眼于跨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环球区域经济与大总部经济之间的宏伟战略的起点上，建立一个国际化的、现代的、区域经济的大总部经济之“都”，而不仅仅是一国之“都”。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