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总部经济城市
——总部经济城市概念
什么是城市？
中国有一种古老的颇为有意思的流传说法：城——就是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城堡。市——就是商业贸易中发展起来的集市。城堡和集市，两者合起来，就是城市。纵观中国的大城市，似乎都是这样“两者合起来”后诞生的。按照这样的解释，今天的和平年代，去除了战争的因素，城市就都成为了商业贸易的中心。然而有一些没有发生过战争，就诞生的城市怎么办？比如：中国的深圳、美国的西雅图、澳大利亚的悉尼……在这种解释下，只剩下一个“市”：商业贸易活动的中心，或者是工商业中心。
但是，最近朱铁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负责人、全国中小城市发展委员会名誉会长、当代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对中国城市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送给我他的著作，在其中我读到另一种对城市本质的解释：城市，即文化。
国际著名的城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也在自己的《城市发展史》中说过：城市应当是一个“人类爱的器官”。
基于上述观点，城市的本质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肉体战争和商业战争的工具。“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是人创造的，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的故事是人的故事、人的历史，表现的是人的情感、人的魅力。城市的一切是为了人，离开了人，城市就是一座空幻的迷梦”（朱铁臻）。“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刘易斯·芒福德）
我认为以上列举的所有关于“城市”的解释是不矛盾的。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加深刻。
关于城市是流血战争或者不流血的商业战争的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人类相互关系历史中的一种阶段模式。这些模式也都属于人的故事，或者是人的战争故事，或者是人的经商故事。问题的实质在于，这种人类关系，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城市中变成了什么？特别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总部经济城市，它与城市本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进一步说，什么才是总部经济城市的表现形式和本质内容？
我的看法是能不能这样来理解：
对于以人类“高端智能的聚合活动”为本质的总部经济来说，凡是以城市作为自身这种“高端智能聚合活动”本质的物质载体的人类经济行为，就是城市总部经济；
对于人类文化的结晶体城市来说，凡是以总部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商业活动本质内容的城市，就是总部经济城市。
这是比较笼统的解释。
人类发展到了21世纪，地球上的总部经济城市已经很多。
总部经济城市的本质体现，就是把人类高端智能活动，体现为该城市居民对某种产业价值观的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城市生活化方面。这种具象的表现，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即对几个“单一”的组合。
单一的，如：微电子——美国硅谷；自动化——台湾新竹；电影——好莱坞；博彩——澳门；小商品——中国义乌。
以某个“单一”为核心，将与其相关联的若干个“单一”组合在一起，就成为一种比较复杂的“复合”模式。比如：对金融与商业的组合——香港；对科技与旅游的组合——加拿大多伦多；对博彩与金融的组合——拉斯维加斯；对金融、商业、文化的组合——伦敦、巴黎；对金融、商业、文化、信息、国际旅游等若干产业价值观的全面整体的组合——纽约。
但是，即便是整体组合而成的总部经济城市，它的内部结构分布，也是非常“单一性”的，比如：纽约的金融总部经济形态，集中单一地表现在华尔街；中央商务区在曼哈顿半岛；文化在百老汇。北京的金融总部是在西单的金融一条街上；而中央商务中心区则在朝阳区的国际贸易中心一带；高科技孵化区在海淀区的中关村。没有总部经济的单一，就没有总部经济的聚合。
以上是总部经济城市的内容部分。
在现阶段总部经济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意：是特征，不是本质），就是总部经济表现在产业结构上的分割：企业总部——包括研发总部、管理总部、信息总部、决策总部、指挥总部、人才总部等产业高端智能活动，大规模地在城市聚集；而把生产基地、物流基地、配送基地、销售基地、服务基地等产业链上的低端环节，放置在周边甚至远离周边的更远地方。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并非事物的本质。而且即便是这样一种主要形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在不断地演进。
只要留心，媒体中有太多这样的信息。
下面我们想根据掌握的信息资料，就全球最为重要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总部经济城市的“城市总部经济类型”做一个不太详细的汇总与具体的分类。
通过以下的种种“分类”，我们希望能使读者充分意识到：总部经济城市并不是整齐化——“一刀切”的，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它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各具形态，各领风骚。通过以下的分类，我们也希望城市化战略专家们从中悟到总部城市的真谛。中央商务区（CBD）类
人类最久远的经济活动之一，就是经商。近百年来，人类社会尽管历经变革，科技几经演化发展，经商活动有增无减。由此看来，人类的经商观念有可能持久延续至数百年以后依然存在。因此，中央商务区（CBD）变成为了总部经济中规模最大、效益最广泛、最为主要的类型。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CBD
曼哈顿是纽约市的中心区，总面积5791平方公里，占纽约市总面积的70％，人口150万人。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使该岛中的部分地区成为纽约的CBD。曼哈顿主要分布在该区内曼哈顿岛上的老城（Downtown）、中城（Midtown）,著名的街区是格林威治街和第五大街。这里银行、保险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云集，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
这里集中了美国许多大公司的总部，全球500强企业中就有46家总部设在纽约。纽约总部云集，并随之发展形成了配套的新型服务业，有法律服务机构5346个，管理和公关机构4297个，计算机数据加工机构3120个，财会机构1874个，广告服务机构1351个，研究机构757个。
曼哈顿是美国纽约的中心区，20世纪60年代末，为解决曼哈顿CBD因产业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纽约市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纽约商务贸易中心功能，引导其平衡健康发展。曼哈顿CBD是纽约总部经济的重要空间载体，对于纽约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依靠其影响，纽约市确立了其国际城市形象，一批国际性和跨国性的行业组织在纽约市得到发展。二是带动支撑了纽约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曼哈顿CBD的住宅和商业用房的成交额，占美国房地产市场中此类用房成交额的40%；美国21%的电话是从纽约打出的。三是地产增值，政府税收增加。比如，曼哈顿的地产估价约占纽约市地产估价总额的53%；1969年至1983年间，曼哈顿区地产价值增长了约58%。四是成为纽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曼哈顿地区经济增长量占纽约市总经济增长量的82%；CBD和它的衍生效益促进了纽约市的繁荣，曼哈顿CBD每年都要接纳数百万的外来客商及游客。
“911”之前的曼哈顿总部云集，许多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许多非赢利机构如工会、专业团体、政府机构都驻扎在这里，聚集着几十万就业人口，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然而“911”最大的打击是动摇了人们的信心，美林、李曼、运通、道-琼斯、德勒等知名大公司总部不得不搬离了华尔街。“911”后郊区化办公正悄然流行，那些知名度已经积累起来、不再需要主动寻找客户的大公司多倾向于迁往景观和环境更优美、交通更便利的地方办公。与曼哈顿地区仅一河之隔的长岛便是他们的新选择。近年来长岛发展迅速，这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优越的地理环境很是引人，长岛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景观办公区，与商务中心区曼哈顿遥相呼应。
“911”过后，第五大街肩负的是令曼哈顿商业复活的重任。
美国·芝加哥的CBD
芝加哥是美国第二大都市，可称之为美国的超级市场，既是商业中心，又是交通要道。芝加哥中心区现有办公区40万平方米，已建和在建居民住房4万套，中心区还将增加居民区和混合用途的特别地区，成为芝加哥人游览的特殊的地方，成为充满着创新氛围和受到人们关注的中心。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芝加哥中心区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政府部门根据芝加哥中心区的变化，推出了“2002年中心规划”，它集中反映了政府部门、技术专家、公共机构、顾问、市政集团及商业集团的共识：改进城市环境和法规来延续中心区的活力。未来的芝加哥中心区将是拥有强大的商务和交通中心支撑的重要的经济引擎，国内外跨国公司的总部将云集于此；国际水准的购物场所和景点为人们提供各种休闲娱乐，中心区将成为国际环境规划的典范。
英国·曼彻斯特的CBD
在英格兰西北部兰开夏郡内的曼彻斯特，是英国中部地区工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故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曼彻斯特的重工业产量占据了当时英国的30%左右，在这里生产的大炮、枪支弹药等被不断地输送到前线。从20世纪初，曼彻斯特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纺织工业衰退了，机械、电子、化学、炼油、食品加工、玻璃塑料等工业发展起来。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商业区相当繁华，阿登商业中心是最大商店。
曼彻斯特也是一座文化城市，是英国新闻业的第二中心，英国北部地区的广播和电视总部都设在这里。曼彻斯特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恩格斯曾在此居住多年。该市拥有4所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和索福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简称曼大，是一所门类齐全，科系众多的综合性大学，位于曼城市中心的大学村内。曼彻斯特的交通十分发达，是英国的交通枢纽，乘坐火车去伦敦和伯明翰分别只要三个小时和一个半小时，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也只要三个半小时。曼彻斯特机场是英国的主要机场之一，每天有上百次的航班通往欧洲大陆和本土其他城市。
英国伦敦·道克兰的CBD
道克兰位于伦敦市区向东三英里，占地面积85平方公里，其内部的道格岛拥有该地区绝大部分的商业性建筑，堪那瑞沃尔夫地区是道克兰CBD事实上的核心区，占地面积344公顷，建筑面积110余万平方米。伦敦在国际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与纽约和东京一样担当着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它经营着全世界大约1/3的外汇交易，管理着全球涉外资本交易的60％以及超过5000亿英镑的外国投资。1981年7月伦敦成立了LDDC(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承担道克兰地区的城市重建工作。经过20余年的发展，道克兰地区已经成为继伦敦市区、威斯敏斯特后的第三个商务中心区，拥有包括英国第一高楼——加拿大广场一号在内的众多高层写字楼，聚集了金融机构和法律服务等众多行业，摩根斯坦利、瑞士第一波士顿银行、花旗集团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是该地区的主导租户。
法国巴黎·拉德方斯的CBD
拉德方斯区位于巴黎市的西北部，巴黎城市主轴线的西端。于1958年建设开发，全区规划用地750公顷，先期开发250公顷，其中商务区160公顷、公园区（以住宅区为主）90公顷。规划建设写字楼250万平方米，共12万雇员使用，共容纳1200个公司。截止到1992年，国家已投资160亿法郎。目前已建成写字楼247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区215万平方米、公园区32万平方米，法国最大的企业有一半在这里驻足，共10家。建设住宅156万套，可容纳393万人，其中在商务区建设住宅101万套，可容纳21万人；在公园区建设住宅5588套，可容纳183万人。并建成了面积达105万平方米的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RER高速地铁、地铁1号线、14号高速公路、2号地铁等在此交汇，成为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建成67公顷的步行系统，集中管理的停车场设有26万个停车位，交通设施完善。建成占地25公顷的公园，商务区的1/10用地为绿化用地，种植有400余种植物。建成由60个现代雕塑作品组成的露天博物馆，环境的绿化系统良好。优美的环境和完善的设施每年吸引约200万游客慕名而至。
拉德方斯区交通系统行人与车流彻底分开，互不干扰，这种做法在世界上是仅有的。拉德方斯的规划和建设不是很重视建筑的个体设计，而是强调由斜坡（路面层次）、水池、树木、绿地、铺地、小品、雕塑、广场等所组成的街道空间的设计。拉德方斯的主轴线有很强的凝聚力，特别是巨门建成后，全区面积大为改观，从此，拉德方斯有了中心，有了标志，有了精神支柱，增强了其吸引力。
日本东京·新宿的CBD
新宿区位于东京都中心区以西，距银座约6公里，是东京市内主要繁华区之一，仅次于银座和浅草上野。在成为副都心以前，新宿在消费、娱乐行业方面就颇具吸引力。进入19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都东京原都心即原中央商务区（CBD）中心三区（千代田区、港区和中央区），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政府机关、大公司总部、全国性的经济管理机构和商业服务设施等高度集中，交通拥挤，建筑高度密集。为控制、缓解中心区过分集中的状态，同时结合周边地区发展需要，1958年下半年东京都政府提出建设副都心（即新宿、涩谷、池袋）的设想，并首先从新宿着手。
经过近30年的规划建设，新宿副都心已经在东京都的西部形成。目前，建成的商务区总占地面积为164公顷，商业、办公及写字楼建筑面积为200多万平方米，并形成东京的一大景观——超高层建筑群（共有40栋大厦），其中不乏百米以上的摩天大楼。为实现办公自动化所需的人均办公面积目标（7—15平方米/人），新宿还将计划建设新的超高层建筑，其中有8座百米以上的建筑。目前，新宿副都心的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于商务区，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零售批发业、服务业成为新宿的主要行业，人口就业构成已接近东京都中心三区。随着新宿副都心的开发建设，尤其是东京都部分政府办公机构的迁入，使副都心的魅力大增，各行业更加积极地涌入新宿，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业。仅在以新宿站为中心、半径为7000米的范围内，就聚集了160多家银行，新宿已成为日本“银行战争”的缩影。据统计，目前新宿商务区的日间活动人口已超过了30多万人。由于新宿是东京都的一个交通枢纽，共有9条地铁线路由此经过，日客流量超过了300万人，预计，随着新超高建筑的完成和12号地铁环线等交通线路的建成使用，新宿的日客流量将超过400万人。
德国·法兰克福的CBD
德国法兰克福CBD的开发建设起步较晚，直到1980年代中期，法兰克福的金融业才得以正常发展。在此之前，柏林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著名金融中心。目前，法兰克福金融区拥有336家银行，其中196家是国外银行；共有79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有15%集中在金融上，另有5%-6%的就业机会与金融有关。此外金融区内拥有独立于德意志电信网络之外的700多公里的光纤通讯网络，集中了85%以上的德国因特网金融交易和35%的欧洲因特网金融交易。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CBD
蒙特利尔的CBD位于蒙特利尔岛的中南部，东西长4375公里，南北宽2公里，占地面积6平方公里以上，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其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是蒙特利尔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1967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CBD的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蒙特利尔的CBD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20世纪后期，蒙特利尔CBD的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和整体规划：CBD将向东部和南部扩展，限制在核心区兴建高层建筑；保留具有独特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的街区；规划方案充分考虑每个区域的特征，避免简单的模仿和机械的抄袭；经过不断努力和长期发展，所有街区已经融合在整个地区的规划之中。
澳大利亚·悉尼的CBD
悉尼的CBD位于杰克逊港南岸，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金融、商贸和文化中心。悉尼CBD是从北到南的一个狭长区域，以澳大利亚广场为中心，伸展在圆形码头、中央火车站、多曼恩公园、达令港之间，面积达22平方公里，拥有办公楼和各类配套设施460多万平方米。悉尼的CBD在1970-1980年间发展非常迅速，10年间净增办公面积50万平方米，出现明显的高层化趋势，单项目容积率指数高达12。悉尼CBD呈现出中心高强度发展，城市中心区与商业中心区逐步分离。1990年代初悉尼的CBD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原因之一是悉尼成为了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中国·香港的中环CBD
香港CBD（中环）位处香港岛中部，北临维多利亚港，它是香港最早发展的地区，从1950年代起即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中环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运输系统和健全的基础设施，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饭店、餐饮和其他服务机构高度聚集。中环CBD占地15297公顷，绝大部分的土地用于商业和综合开发、政府机构及社区用房、公共空间，道路占地比例是最大的一部分，占总面积的1/3左右，住宅用地很少。中环CBD的建筑面积达到了400万平米以上，拥有包括88层的国际金融中心在内的众多著名楼宇。
中国·北京国际贸易中心的CBD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纷纷落户北京。目前,在北京市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35家。截至2004年底,在北京市设立的投资性公司达139家。《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185家企业来京投资，其中7家在北京设立了地区总部。这中间最集中的地点是朝阳区国际贸易中心附近。
中国·上海陆家嘴的CBD
近年来,按照《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的权威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30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总部或区域总部,有400多家在长三角落户，长三角已成为中国跨国公司最集中的地区。其中有45%选择“落户”上海。上海的迅猛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国内外投资者的眼球。目前，上海累计吸引外资超过800亿美元；《财富》排名世界前500家的大企业中，有300家已经到了上海，给包括上海本身在内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长三角带来好运。这中间最集中的地点是在浦东区陆家嘴。
新加坡的CBD
新加坡的CBD位于新加坡河南岸，占地面积大约为82公顷，拥有全岛最密集的写字楼群，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和商务服务行业的企业。新加坡的CBD从1960年代开始开发，在1980年代以前主要建设写字楼，大部分集中在莱佛士坊和珊顿道/罗敏申路/丝丝大街以及安顺路和丹戎巴葛路；1980年代以后其边缘地带开始被用于建设零售、会议、展览等用途，共建造了三家酒店、滨海中心、新加坡国际会议中心和会展中心等设施，CBD区域内的零售设施非常有限，仅仅是作为办公设施的补充，住宅也非常少。金融区类
金融活动是人类相对较为持久的经济活动之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动脉”，金融活动贯穿于各种经济活动的始终，并且连接着世界。因此，以稀缺资源著称的金融总部经济区也是最为人群关注的城市总部经济形态。
伦敦·金融城
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市长像伦敦金融城市长那样，统领着3000名官员，却只管辖着1平方英里（约5平方公里）的领地；世界上也没有一座“城市”可以与伦敦金融城相比，用寸土寸金来形容恐怕都会低估它的价值。
金融城是英国经济的心脏，它拥有全球资产市场份额的44%，每天的证券交易额达7530亿美元。这里是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2004年的保险收入达到1530亿英镑。这“1平方英里”每年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是30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3%。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宣布了一项新举措，提升伦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英国政府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这一英国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金融城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全球的企业和资金。在450家银行中，有2/3来自国外；每天来这里上班的30多万白领们，有40%就业于外国公司。
伦敦金融城是全球经济动力之都。泰晤士河蜿蜒流过英国的首都伦敦市，市内有一个14平方英里（约5平方公里）的“城中城”。它虽属于伦敦，但有自己的市长、法庭，以及700名警察。据说，连英国女王想进城，也要先征得市长的同意。它就是被誉为英国的经济中心、与华尔街齐名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全球经济动力之都”——伦敦金融城。
一般城市的市长要关心市民的衣食住行，但金融城的市长不会把这些“杂事”放在心上。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市民好好地做生意，多多地赚钱。他要给市民们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让他们安心做生意；要为市民提供有用的商业信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赚钱机会；要当好市民的管理者，让市民规规矩矩做生意；还要想方设法地吸引更多的公司来此“安家落户”，提高自己的实力。市民们发生商业纠纷，可以到金融城自己的法庭上解决。金融城的700名警察除负责维护日常秩序外，还要保证金融城在遭到恐怖袭击时金融交易不中断。
这些金融城的官员担任政府职务的同时，还要经营自己公司的业务，所以他们“做公差”都是兼职，一般没有工资，很多时候还得自掏腰包来贴补一些社交费用。据说，能当上金融城市长的，都是有钱的大老板，他们必须有能力出钱举办许多礼节性宴请活动。比如，请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吃饭，都是由市长自己掏腰包。这些官员的任期都不长，市长一年一换，每年11月份都要进行换届选举。其他官员任期两年、三年不等。
金融城是全球金融业的聚集地。可是它最初只是商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谈生意的地方。渐渐地，货物运输和保险业在这里发展起来，使之成为英国经济活动的中心。从17世纪下半叶起，这里已经成为英国乃至全球金融垄断资本的心脏。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有375家都在金融城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有481家外国银行在这里开业经营。在保险业方面，世界上第一家保险市场，著名的“劳合社”就诞生在金融城，全球20家顶尖保险公司也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公司。另外，这里还有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每天的外汇交易额达6000多亿美元，是华尔街的2倍，管理着全球4万多亿美元的资产。
金融城的外汇交易额、黄金交易额、国际贷放总额、外国证券交易额、海事与航空保险业务额以及基金管理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世界各国元首、政府首脑访问伦敦时也大都要到这里做客。
由金融带动起来的律师服务业的收入也十分惊人，金融城每年创造出的律师业收益达到975亿英镑。此外，这里还管理着高达28290亿英镑的全球资产。由此可见，金融城被誉为“全球经济动力之都”，实不为过。
白天，金融城里名流云集，熙熙攘攘，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律师楼和会计事务所等金融机构的各路英豪纷至沓来，最多时城里的人口达35万。但到了晚上或周末，各公司关门打烊后，城里就立刻冷清下来,因为这里仅有7000常住人口。
金融城和整个伦敦市一样，不像纽约曼哈顿那样高楼林立。金融城里大都是老房子，房屋一般只有四五层，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寥寥无几。全城只有一座摩天大楼，是名为“42号大楼”的大厦，它高185米，因有42层而得名，是瑞士再保险公司等许多国际公司的所在地。可以说，金融城整个城市从外观上看其貌不扬，只有慢慢品味，才能渐渐体会出它内在的魅力。
金融城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伦敦为金融城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伦敦拥有39所大学、25万名各国学生；此外，伦敦还拥有各类专业人才90万，比德国法兰克福市的人口还要多。其次，伦敦的文化积淀为金融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伦敦共有各类文化设施620多家。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画廊一应俱全,且品位高雅,大英博物馆还常年免费供世人参观。另外，伦敦作为全球重要的旅游城市，绿化也属一流，为金融城里的人们提供了一流的居住和休闲空间。
金融城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集中的金融服务和交易市场,每天交易额占全英国金融交易的2/3,居全球金融市场第一。金融城的收入来自会员费、场地费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费。金融城的成功靠的是信誉和品牌。英国人似乎最懂得维护信誉和经营品牌，每一位金融城的市长都视维护金融城的形象和推介金融城为己任。近些年，为了向外界推介金融城，每任金融城市长都要到许多国家进行访问，与外国领导人，与金融界、经济界以及法律界等高层人士进行密切接触。仅2004年，第676任金融城市长罗伯特·芬奇就先后到埃及、土耳其、法国、瑞士、东欧数国、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访问。
优秀的人才、一流的服务、完善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技术是金融城的有形资产；灵活、健全的法律和市场机制,以及承袭于先人的冒险精神是金融城的无形资产。作为英国经济的火车头和世界金融服务业的中枢神经，金融城肩负着促进英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任,马不停蹄地按自己的速度运转。
美国·纽约的华尔街
华尔街所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金融国家。在21世纪初，其股票市场总市值就已经占到全球第一位，债券市值第二位，保费收入第一位，外汇市场第一位，股票市值第二位，上市公司数量第一位，市价总值第一位，外国上市公司总数第一位，上市证券数量第一位，债券存量第一位，GDP第一位，可以称得上是个金融帝国。在“911”之前的曼哈顿的华尔街，总部云集。许多大银行、金融、保险、贸易公司、律师事务所以及许多非赢利机构如工会、专业团体、政府机构都驻扎在这里，周围聚集着几十万就业人口，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然而“911”之后，最大的打击是动摇了人们的信心，美林、李曼、运通、道-琼斯、德勒等知名大公司总部不得不搬离华尔街。最近几年，伦敦的金融状态好过华尔街，在股市等很多方面都超越了自己的对手。
但是，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总部的地位，仍然是不容置疑的。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古老而又年轻。早在800年以前，法兰克福市就种下了成为金融中心的种子。法兰克福没有像伦敦和巴黎那样重要的金融业，但是它的确是德国的金融中心。漫步在法兰克福这座城市，会感觉法兰克福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因为在“二战”期间，这座城市中80％的建筑被盟军的轰炸机炸毁，战后法兰克福市民捐资重建。这座城市没有那么多的人，市中心的豪普特巴赫广场、圣凯萨林教堂、圣保罗教堂、旧市政府及德国大文豪歌德故居等地，具有悠久的历史。
那么，法兰克福为什么要建设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市的需求是什么？法兰克福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又是如何来满足建设金融中心的需求呢？
传说中，8世纪的一天拂晓，漫天大雾，查理大帝打了败仗，逃到莱茵河边，找不到向导，无法渡河。危急之中看见一只母鹿朝水边走来，他注意看那鹿，果然，这只鹿涉水过河了，大军也随之过河，转危为安。为了纪念这件事，查理大帝下令在当地建了一座城市，取名法兰克福，意思是法兰克人（日耳曼民族中的一支）的渡口。公元794年，法兰克福作为查理大帝的行都首次载入史册。此后法兰克福一直是德意志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演”了很多大事件大庆典。早在中世纪时期，法兰克福市就种下了成为金融中心的种子，法兰克福市为整个欧洲的金融货币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1世纪，法兰克福就开始形成了金融贸易中心的雏形。1794年，沙拉曼在这里创立并使用了新的度量衡，当时当地创造的货币使得当地文化能够同多哈联系在一起，并且取得经济贸易的成功，使法兰克福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当时法兰克福就开始举办著名的贸易展览会，很多的贸易都路经法兰克福。正是由于贸易发展，在19世纪，法兰克福还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金融活动，当时还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借贷制度，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面临了德国新时期规划的挑战，从而不能充分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33次大轰炸摧毁了法兰克福80%的建筑，留下1700万吨垃圾。千年古城，变为一片废墟。战后的法兰克福迅速重建，发展惊人，令人咋舌，短短十几年就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大都市。作为新德国的中心城市之一，在当时柏林也需要大规模重建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再次定位了德国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金融行业得到极大发展，与股票交易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相继出台，1993年成功推出了金融行业计算机应用系统；1994年决定在法兰克福建立欧洲货币协会，这也是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同时，各种证券管理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股票交易量大幅度增加，从而使法兰克福金融中心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股票交易场所。法兰克福虽然没有像伦敦和巴黎那样重要的金融业，但是它的确是德国的金融中心。当地360个银行中196个是外国银行，有8万雇员，其中15%的人都在金融行业工作，每年为当地带来400亿欧元的收入，很多工作都依赖于金融行业。同时政府也通过一切办法支持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断提升它的地位，投资了数十亿欧元来建设有关的设施，建设了法兰克福机场，建立了非常完整、强大的数据和光纤通讯系统，占欧洲30%的因特网的流量就产生于法兰克福。在国际上，法兰克福市民的生活水平居世界第七位。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发展，只有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市政府一起携手共建才能够成功，也包括德意志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的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在法兰克福金融与商务中心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兰克福的汽车展览、图书展览、消费品展览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目前，法兰克福市正在申请2012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瑞士·苏黎世金融中心
苏黎世既是全国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其交通和服务业也居瑞士全国首位。这里集中了350余家银行及银行分支机构，其中外国银行近70家。享有盛名的苏黎世交易所建于1876年，其成交额在西欧交易所中居前列，最高峰时有70％的证券交易在此进行。瑞士证券交易所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具有全自动交易和清算系统的交易所，其先进的设备、高素质的人员为投资者提供了优良的服务。苏黎世的黄金市场更是闻名遐迩，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黄金市场，只不过近年来其黄金市场的地位有所下降。
新加坡·金融中心
新加坡原属英国殖民地。缺乏农业资源，历史上以工商金融业为主体。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国内经济低迷，失业率高，转口贸易衰退，并不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政府还是决定利用经济地理以及区域条件，大力发展国际金融业务。1968年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以低税收、提供便利等来吸引和鼓励外资银行在新加坡营业。外资银行在这种政策下纷纷登陆新加坡，经营亚洲美元业务，亚洲美元市场以及亚洲美元债券市场由此开始形成。新加坡金融的国际化带动了金融在国内的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得以完善和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1968年建立的亚洲美元市场，成为新加坡金融国际化的里程碑。在金融行业的带动下，新加坡的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在短短的20年时间，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新加坡政府始终致力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这种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而形成的金融中心的模式，被称为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政府根据国情，将新加坡定位为与瑞士金融中心类似的金融中心，对外采取极为开放的“生存的健康态度”，对外国商务实行“自由主义的门户开放政策”，为他们提供“逃逸货币的庇护所”。经过20多年的努力，新加坡1988年美元经营达到2174亿元；经营亚洲货币单位的机构达到188家，其中外国银行121家，外国证券公司54家，世界上50家规模最大的银行中有40家在新加坡设立分行或者子公司。到1990年，新加坡证券市场外国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2家；2001年，新加坡外汇交易占到世界外汇交易总量的61%，成为世界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
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新加坡吸收了许多从香港转移出来的资金流和金融机构，在很多方面走在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前面。根据2005年前后的统计，新加坡各类金融机构已经超过600家。其中，银行114家，游资银行53家，保险公司132家，保险中介60家，基金管理公司95家，期货公司32家，财务顾问公司53家，平均每日外汇交易额1010亿美元，继续保持了全球第四大外汇市场的地位。 现代制造业类
制造产业是人类最早开始、最为持久的经济活动之一，作为人类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后工业高科技制造产业，具有着传承传统、包容未来、不可限量的市场价值。特别是依托高科技为动力的制造业总部经济具有良好的前景。
美国·西雅图
1897年阿拉斯加的淘金热，打破了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的平静。但是西雅图的兴起却是在19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它仅是个依赖伐木、畜牧、灌溉工程的美国西北部的地方城市。西雅图经济起飞的决定作用，来源于飞机制造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雅图的波音公司为联邦政府生产B17和B52飞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微电子、高级合金材料以及导弹技术被广泛发明和运用，为西雅图的飞机制造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波音公司从而得以生产波音707客用飞机，随后又不断加以改进，陆续生产波音727、737、747客机。这些飞机成为国际航线上的主要载客工具，其质量为各国航空公司所信赖。
飞机制造业为西雅图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就业机会，带动了西雅图的旅游业、科研活动以及外贸等方面的商业活动。大西洋的海运贸易在此得以实现。有六家日本海运公司与西雅图合作，将西雅图定位在太平洋西岸的第一个登陆口岸，有力地强化了西雅图在太平洋沿岸城市中的地位，甚至与旧金山海湾形成竞争之势。
西雅图向高科技进军的突出事例，是举办“21世纪世界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吸引了大量一流的专家，确立了西雅图“以科学立市”的战略基调，从此，西雅图名声鹊起，它标志着西雅图从过去阿拉斯加边缘的地区城市变成了通往东方和世界的门户。现在，位于博览会中心的“太空针”已经成为了西雅图的象征。
西雅图注重科研和教育事业，试图把华盛顿大学由地区性院校转变为全国一流的研究大学。该校注意和企业之间的合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生的入学率翻了一番，教授们获得的研究与发展基金也不断增加。西雅图的企业家注意并且重视在全国各地吸引和招募高级人才，20年间移民的数目相当于周边城市的两倍。西雅图已经成为美国新型制造业都市的骄傲。
美国·菲尼克斯
美国的制造业中心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从传统工业中心的东北部和中部城市向西部新型制造业转移。其中坐落在西南方的菲尼克斯就是其中之一。菲尼克斯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原子能、电子、精密仪器、仪表等高科技领域，并且在某些领域后来居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东北部、中西部的很多企业和公司或者直接迁到这里，或者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这些企业或者公司中，有的在全国颇有名气，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斯佩里兰德公司、古德伊尔飞机制造公司、凯泽飞机制造及电气公司等等。到1980年，菲尼克斯在全国高技术产业中名列第三位，仅次于由硅谷和“128号公路”这两大高科技区为依托的旧金山和波士顿。高科技企业在菲尼克斯的高度集中也相应提高了科技企业在亚利桑纳州所占有的比重。据统计，截止到1983年，亚利桑纳州制造行业中38%是尖端技术企业，为美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高科技产业形成菲尼克斯的独特优势，奠定了菲尼克斯作为新型制造行业领域总部经济城市的基础。高科技类
—— 现代高科技产业开发是人类最新、最有前途的总部经济活动之一，作为人类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一支劲旅，和领头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中半岛的海湾地区，它以旧金山东南部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斯坦福大学为中心，东起于旧金山湾，西至圣塔克鲁斯山脉，南面是硅谷之都圣荷西市；是一片面临太平洋，面积大约1500平方公里的平坦谷地——即被当地人称之为“圣克拉拉”的狭长之谷。
在这块狭长的“圣克拉拉”谷地上，坐落着一片由十几所大学和几千家高科技公司组成的新兴产业园区。这里是激光技术、微处理技术、影像游艺技术、家用计算机、无线电话、袖珍计算机等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诞生地，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电脑软件产地。因为制造电子元件的主要材料是半导体——硅，所以人们称这个高科技产业园区为“硅谷”。
可是仅仅在半个世纪前，这个地方生产的不是“硅”，它只是个生产苹果、核桃、杏仁等作物的农牧业区，经过50多年的发展，到1999年，硅谷地区已经变成“硅的家乡”。它当时全年的GDP总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GDP总值的3%左右，超过了中国当年GDP总值的1 / 4。
如果我们把硅谷视为一个国家，那么，其经济实力在20世纪结束时已经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2位。
美国硅谷的核心——斯坦福大学科研工业区——是美国电子和计算机工业的中心，位于美丽的城市旧金山南郊。早在二十世纪50年代，斯坦福大学就在这片谷地上创造出了一个奇迹，使自己变成全球关注的高科技产业风暴的核心。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毫无疑义地公认“硅谷”是高科技发源地，是信息技术革命最早的产业核心，是当今信息技术发展的神经中枢，全球电子业、信息业的新产品几乎都是从这里发端的。
那么，人类历史上这座“神奇的硅谷”是靠着什么力量诞生和崛起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硅谷之父”特曼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期间，当时偏于弗兰西斯科湾一隅的斯坦福大学，与东部的名牌大学无法相提并论，该校所在的西部也不如东海岸发达，人才流失严重，但是特曼坚信有机会改变这种态势，在全国树立起一个更新的形象。出路何在呢？他认为应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到校外去扩大影响。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场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以及他的后来者们，逐步建立了如下的战略理念，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将创新意识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创新意识是在硅谷生存的第一资本。在硅谷，不光是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从教授到学生都沉浸在浓厚的创业氛围中。几乎每个教授都办公司，几乎每个学生都在公司任职，或自己创业。宽容的创新环境和发达的创业文化，几十年来成为硅谷的主流文化。硅谷的文化广泛的包容性及其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能够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和奋斗精神，从而为硅谷企业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硅谷，是以现在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过去做过什么来衡量一个创业者的。他们认为，与其苦思冥想可以做什么或可能已做成什么还不如冒失败的风险动手去做。所以硅谷的以上这些创新意识和创新成果，半个世纪以来主要是在中小企业中实现的。
于是，特曼教授以及后来的斯坦福大学的管理者让教授们走出校门，与工业界的同行广交朋友，寻找合作的可能途径。学校为工程师们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工程师们既可以在斯坦福校园内面授，也可以在各自的公司里通过电视网收听斯坦福教授的讲课，沟通了学校与工业界的联系，并为学校开拓了财源。
(二)提出大规模聚集“学术尖端”——即：行业顶级智能型人才的构想：吸引冒尖人才及把有条件的院系办成学术“尖顶”，以此吸引一流的教授，改变当时的斯坦福大学对著名教授没有吸引力这一劣势。
因此，硅谷在永远不间断地聚集着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高端智能型人才：源源不断的高端智能型人才在硅谷大规模的聚集，成为硅谷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无尽的源头和硅谷文化无尽的原动力。雄厚的技术人才和高智能的专家成为吸引硅谷关注的无价之宝。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到21世纪初，在硅谷已经聚合了有三四十个以上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有上千个，在硅谷的雇员中，40%的人拥有学士以上的学位。这些情况表明，硅谷堪称全世界的人才高地。美国对高学历、高科技人才采取了来者不拒的移民政策。目前硅谷32%的人口是美国以外出生的，20岁至45岁的年轻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人口构成中，49%为欧美人，23%为亚裔，4%为黑人。亚裔员工中，51%为华裔。目前，硅谷1/3的高级科研人才是外国人，在计算机领域，一半以上的博士没有美国国籍。在科技人员中，约有六成是亚裔，7000家高科技公司中，约有2000家由华裔创办或管理，还有大批受雇于各个企业，为其提供网上帮助的亚洲人。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围绕着斯坦福和伯克利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分布着3000多家高科技产业和许多研究开发机构，其中最大的是拥有3500多人的斯坦福研究所。除了进行高层次研究和培训的研究型大学，当地还有州立旧金山大学、州立圣荷西大学和州立海沃德大学等这样的专门培养大批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众化教育机构。大学与产业部门互相依托、互相促进，使得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协调发展。信息技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使得硅谷的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被誉为“美国新技术的摇篮”。其实，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人类走向未来新科学技术的摇篮”。
(三)创办先进的高科技环境：特曼教授为了创立理想中的高科技环境，创办一个高技术产业园区，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因为，硅谷有斯坦福大学，但斯坦福当年却没有一家校办企业。这给特曼教授前无古人的庞大计划带来了障碍。因为按照斯坦福大学的创始人斯坦福先生的遗嘱，斯坦福大学不允许将土地出卖给企业家或者土地投资者。但是特曼教授却发现斯坦福先生并没有拒绝将学校土地“出租”给投资者的做法。于是，以“校园土地出租”为契机，斯坦福开始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园区的事业。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特曼教授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今天，硅谷因特网的响应速度极高。INTERNET是开发技术必不可少的工具，硅谷的因特网响应速度是中国国内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硅谷各公司之间的交流非常普遍，例如，从事ORACLE数据管理系统增值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获得最新的开发工具和资料，而且在开发过程中遇到难题，随时可以得到非常详细的资料，甚至可以得到ORACLE数据库相关技术开发者的指导。
(四)先天优越的社会环境：在硅谷办公司除了可以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还可以获得规范的法律、人才市场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加上美国传统的创造和冒险精神，为硅谷成为并长期保持世界信息技术中心的地位提供了综合性的创新机制。
(五)开创新型的硅谷文化：硅谷创造了一个自由、进取和充满乐趣的工作环境。企业发展在于更能调动技术人员的开发潜能。公司老总们把企业视为共有体，他们不会婆婆妈妈地告诉员工应该做什么，而只是提供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可以鼓励员工们实现自己的愿望，同时又能满足公司需要。
(六)建立世界上最完备的风险投资机制：硅谷自一开始，就是以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的，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练，已经非常成熟。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沿280公路，有一个地方叫沙丘大街3000号，那里有超过200家的风险投资公司，占全美35%左右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它们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而在他们身后，是庞大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和富裕家庭。硅谷有上千家风险投资公司和上千家中介服务机构。风险投资家如果选对项目，风险投资的回报可能是几百倍，甚至更丰厚。从某种意义上说，风险投资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前提。风险投资家们一只手把握着市场需求，另一只手把握着高新技术发展的脉搏。他们一方面要从成千上万的高技术项目中评估、筛选出最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组织框架的完善、市场分析与投资回报的估算，帮助企业搭好一个能高效率运转的班子。
今天——硅谷阳光就是高科技的阳光。
几千家高科技公司散布在这个狭长的硅谷之中。全世界著名高科技公司全球总部几乎都在这儿聚集，如：Cisco、HP、Oracle、Nortel、Sun、Microsoft、IBM、Intel等等，成为当今地球人类现代经济生活中最有活力的总部经济。这里每天要有数十家公司诞生，每天要有数十家公司倒闭，生生不息，源源不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以这里高科技的阳光每天都是新的。文化体验类
文化创意产业在这几年逐渐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然而，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性影响，在发达国家这个产业不但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而且在上百年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始终没有被轻视过。21世纪以来，体验性——更成为这个产业中被人们越来越高度重视的核心内容。
美国·好莱坞
好莱坞，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一区，位于市区西北郊。20世纪初，电影制片商在此发现理想的拍片自然环境，陆续集中到此，使好莱坞逐渐成为世界闻名的影城。1908年好莱坞拍出最早的故事片之一《基度山恩仇记》。1912年起投资人在此相继建立制片公司，20世纪20年代，美国电影制片业已经在南加州奠基生根，以洛杉矶为中心的九大公司：华纳兄弟、哥伦比亚、雷电华、共和、派拉蒙、米高梅、联美、福斯、环球等纷纷成立，影片不断地生产，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国外都普受欢迎。各大公司为了拍片需要，又希望以最廉价的薪资掌握属下，以赚取更多利润，而演职员却希望得到更高的待遇，因此，导演及演员们都有成立工会的意图。影片公司老板们深恐一旦工会成立，有了组织便难以驾驭，于是在米高梅公司总裁路易·梅耶提议之下，于1926年11月成立了美国影艺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
虽然梅耶率先创立影艺学院的目的别有所图，可是多数的会员们却有更高的理想：期望影艺学院能够促进电影艺术与制作的水准，加强业者在技巧和经验方面的心得交流，改良摄制电影的器材及设备，鼓励和奖励优秀的从业人员，故而便产生了日后一年一度的奥斯卡奖评选，首任主席由道格拉斯·范朋克担任。
奥斯卡奖的正式名称为“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奥斯卡只是其金像奖碑的名称，这个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较为可信的是，1931年，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图书馆的女管理员玛格丽特·赫里奇在仔细端详了金像奖座之后，惊呼道：“啊！他看上去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隔壁的新闻记者听后写道：“艺术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塑像为奥斯卡。”从此，这一别名不胫而走。
1960年代初，好莱坞成为美国影视节目的主要生产基地。区内名胜有“好莱坞碗”(天然圆形剧场)、“朝圣者”圆形剧场、希腊剧院、中国剧院、加利福尼亚艺术俱乐部等。许多新、老影星居住在附近的贝弗利山上。
在全球名目繁多的电影奖项中，恐怕没有什么比奥斯卡奖的名气更大，历史更长的了。每年颁奖典礼进行时全球都会有超过2亿人观看现场的演出，都会有无数的明星从世界各地赶到这里来参加这个盛会。
纵观奥斯卡奖73年的评选历史，你会感受到电影艺术和艺术的进步，你可以看到奥斯卡奖在世界电影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据国际金融界统计，以美国好莱坞为标志的影视娱乐文化产业的外汇总收入，早已经超越了美国航空航天产业的收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骄傲。
日本·筑波
筑波科学城位于日本东京城东北方向60公里处，一个叫做茨城县的地方。是一个新的城市开发区，拥有大学、科学中心、服务设施和住宅区。它修建于1963年到1980年，深受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影响，比如按使用功能分区、独立布局的建筑物、道路和人行道分置等。就在这种无序的城市状况中，1979年的建筑竞赛获胜者——矶崎新被委托设计一个新的城市中心。这个城市中心的两座相互垂直的建筑中有一家旅馆、一座音乐厅、几家商店和饭店，而且在城市广场的北边和西边形成了一道墙。
茨城县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央，关东地方北东位置。县都水户距离首都东京约100公里。绵延180公里的海岸线、龙神山、管生沼等34个自然环境保护地。茨城县气候夏季和冬季温差小，年间降雪日不多，生活快适。在这个地区分布着许多在日本历史中极具影响的文化古迹，其中，著名的鹿岛神宫与息栖神社、香取神社共称为东国三神社之古社，是日本重要古迹之一。最为著名的，要数以中国鸦片战争后期美国船长威廉·佩恩（另外一种通行的译名为“佩里”）打开日本国门的重大事例为中心的主题公园，而“筑波中心广场”就建设在这个地方。这个公园的名字还意指迎宾号“黑船”，正是这艘“黑色的远洋船”曾经在1682年将船长威廉·佩恩从闭关锁国的中国带到了这另一个闭关锁国的日本。公园所在之处，也正是当年威廉·佩恩的故居——板岩屋顶住宅的原址。在纪念船长威廉·佩恩到达日本300周年的时候，建立了这座公园并建成了这个享誉世界的筑波中心广场。
每年的4月下旬，是所有研究所，也是筑波市的大日子：许多研究所分批开放，欢迎公众参观。每个开放的研究所都设展览厅，备足科普资料，公开科研题目，还有众多的科研人员恭候着来参观的人们。届时远至东京，近至筑波市的大中小学生和家长，兴趣盎然地穿梭在各个研究所之间。
筑波也像硅谷一样，向全世界一切可以吸纳的智能型高端人才频频招手。一项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活跃在筑波市各科研机构外国研究者中的中国人最多，达到943人。据《中文导报》报道，在日本茨城县筑波研究学园都市，每年有13000余名日本和外国的研究者从事着从宇宙航天到生物技术的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筑波研究学园都市研究机关等联络协议会国际交流专门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在筑波市各科研机构滞留两周以上的外国研究者为3352人，他们来自世界138个国家，其中中国研究者最多为943人，占总数的281%；其次是韩国人，为489人，占146%；第三位是美国人为150人，占45%。
1963年9月，日本政府内阁提出在筑波地区建立科学城的规划。1980年，筑波科学城基本建设完成。目前，筑波科学城聚集了日本全国27%的国家研究机构，40%的研究人员和40%的国家研究预算，共有人口19万，其中包括大约300家国家、私人研究机构雇佣的1300名科学家。筑波科学城成为知识学术密集城市和日本最大的研究与开发中心。
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倡导科技政策的产物。“科学城”作为科学工业园区的一种类型并在世界上被广泛推广，日本筑波科学城起到了先驱示范作用。筑波与硅谷都被称为高科技基地，而且也曾经像硅谷一样声名显赫过，但不论是形成机制、思想观念，还是创新环境、管理方式，两者在体制和模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种差异，造成了筑波和硅谷经济效益和经济指标的巨大差距。以1998年为例，硅谷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340亿美元；而同期筑波的这一数据却只有50亿美元，两者的差距已不可同日而语。
毫无疑问，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讲，筑波科学城效益不明显，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大，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搬迁规模大，耗时过长（建设周期达30年之久）；科技人才集聚和高技术产业产业化程度不高，没有达到建成日本最大最强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和中心的目的。此外，筑波科学城的建成也没有完全达到减轻东京人口压力的目的。
比起德国科隆城市展览业的成功的体验经济模式，筑波科学城作为世界科学城一个不甚成功的案例，它在总部经济实践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重要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
总部经济，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人以群分”，甚而至之，它们“一人一个模样”。在它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不可能拿着伦敦的“金融城”去和美国的“硅谷”相互评比；也不可能拿着北京的“中央商务区·CBD”和“高科技孵化器·中关村”去对比。严格说来，它们每一个都是很独特的，所以也是很珍贵的。
最近，听到深圳的朋友们抱怨，认为某权威出版社印发的《蓝皮书》，把全国的总部经济进行“榜上排名”，里边的数据也出现了明显错误，很有意见。他们来问我，我对他们说，总部经济是不可能评比的，除了去评比大家的“GDP”！而那样无视质量的数字排队，又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又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据《蓝皮书》说这种次序的排名，是根据“基础条件、研发能力、商务设施、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及开放程度等6个一级指标”来评估的。我觉得这6个标准好生奇怪，因为我们从标准中看不出是在评定“现代化大都市”呢？还是在评定“总部经济城市”？因为如果按照总部经济城市的所谓“发展能力”的标准来说，首先占第一位的，就根本不是“基础条件”问题，也轮不到“研发能力”、“专业服务”等问题，而是最根本的“价值观念”问题；其次是“高端智能人才的聚集问题”；再其次才是其他问题。至于当前具不具备“商务设施”、“专业服务”、“基础条件”等等，那都是随之而来、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像早年的上海，今天的深圳和义乌，有什么“基础条件”？比现代化大城市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它们具备了第一个条件，没有用多少年时间，就改变了自己的模样。
总部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应该走自己的个性化之路。
在各自的领域里，总部经济不允许把自己排在“第二”，因为那样的话，自己就不再是“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的脾气很怪，就是不承认“权威”。
如果一定要把它们进行“排名”的话，那么，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排在“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