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改变我们的生活

——高端智能对知识、信息的挑战

我们的孩子总会在今天向我们提出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他们会说：“我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不能离开教室到外面去玩？”“为什么非要每天给我喝牛奶吃鸡蛋？”“为什么总是妈妈说的对？老师说的对？爸爸说的对？”“为什么1+1必须等于2？”……

对于孩子们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大人们常常以“幼稚”两个字（或者词组），对之予以不客气的裁决，直至感到不耐烦。其实，我们的孩子并没有错，他们的提问，是属于人类思维在进入一个世界环境的时候，对人类以往的知识和信息进行重新审读。随着一代一代儿童的降生，人类的知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经受这种严肃的检验。所以孩子们没有错，事实证明，人类随后的发展历史， 往往正是按照孩子们的思路去调整和演进的。的确，每天喝牛奶吃鸡蛋的做法是相当愚蠢的，它造成了许多人患上终生无药可医的肥胖病；按部就班上课的方式也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已经开始把玩耍与学习结合起来了；1+1并不一定总是等于2，在很多情况下和环境中，它会大于2，或者小于2；至于到底是爸爸说的对？还是妈妈说的对？还是老师说的对？……这个答案恐怕连大人们自己都说不清。

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说他小的时候住在山村，面对满天的星斗，他向爷爷提出问题：山的后面是什么？爷爷说还是山；爸爸再问：还是山的外面是什么？爷爷说还是山；爸爸又问：还是山的外面又是什么？爷爷说：你这个孩子真讨厌，山外面当然还是山了……这个故事后来成为整个山村老人的“口传寓言”。因为等我父亲长大了的时候，他成为整个山村里走出去最远最远的人。

轮到我自己当孩子的时候，我又向我的父亲提出了同样类似的“无法令他理解”的问题。父亲面对我的“叛逆”大发雷霆，有时甚至向我翻脸。但是，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夕，他却对我的母亲说了这样的话：“事实证明了，是孩子们说的对，他们比我们看得远，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在想，如果我有个孩子，我又会怎么样对待他呢？

一代一代的父母，接受一代一代的孩子的检验；一代一代的教师，接受一代一代的学生的检验；一代一代的权威、专家和学者，接受着一代一代社会新智能的检验……所谓“人类知识”，不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地，被地球上的人类挑剔和被淘汰着吗？那些趾高气扬的知识专家，实在是无知的。他们不懂得：人类智能就是在这样“一代超越一代”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提升到更高的“高端”。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多原本以为“无懈可击”的东西，往往是错误的。而那些“无懈可击”的东西，却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知识。这些知识也许在过去是“无懈可击”的常识，但是在今天，可能就是：知识的反面。所有的知识，都无一例外地属于“过去式”，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死掉或者即将死掉的东西”。当它成为所谓“知识”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走向“死掉了”的道路。任何知识，必须等待着下一个人把它淘汰。我们的孩子们，正是在为我们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被统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美国青年人，正是支撑起21世纪现代美国经济奇迹的繁荣的一代；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被统称为“毁掉的一代”的中国青年，也正是今天叱咤改革风云，让中国重新崛起的一代。

这些现象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在向我们说明：人类正在重新审读并且改变着以往“人类知识”的一切。而这个审读和改变者，就是：人类的智能。或者说，就是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更高的智能。我们叫它：高智能。正是这种高智能，让孩子们向我们这些“低一层的智能”提出令我们惊讶的问题。

有时，大人们常常在一起惊叹：孩子们不得了，一代比一代“精灵”了，他们甚至能够很恰如其分地面对性成熟的叔叔和阿姨之间的恋爱。“这都是电视剧惹的祸！”大人们这样解释说。不错，信息在这里起着传输“知识”的作用。但是，您不要再次错怪孩子；更不要为下一代的爱情担心。因为，电视上的“爱情信息”，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孩子们全盘接收下来。他们会重新审读和批判那些“接吻”的镜头，因为他们具备比我们更高的智能。他们将来的爱情方式会比我们“合理并有益”得多，起码不会让皮肤病、性病、艾滋……像今天这样到处泛滥。今天的信息处于“爆炸”状态，这种状态受到青年人和孩子们的批判；他们懂得“信息垃圾”的危害，过滤、阻挡、摒除、拒绝这些信息，并对已经接受的信息，重新解毒，或者重新分析。人类那种人云亦云的原始信息生活状态，不再适合于未来人们的需要。这就是高智能时代人类对信息时代的超越和反叛。

高智能，正在向知识世界、信息世界进行挑战。

而总部经济，正是构成高智能的经济生活环境。

北京至今仍然在大街上流传着一句老北京地方的尊称：师傅。“师傅”这称谓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北京城里“工厂林立”、“工人师傅坐天下”的时期。在当时的小学课本上，有着对美丽的北京城风景最优秀文字的描写，上面描述道：工厂的烟囱林立，吐着浓浓的烟，一眼望去，就像在蓝天上用墨画着一朵朵“美丽的黑色的大牡丹”。我想，北京过去天空上的 “大牡丹”和美国大工业城市的芝加哥时代的“大牡丹”可能都属于同一个品种。北京城“师傅”的称谓，正是在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然而今天，随着“黑色大牡丹”逐渐变成“白色大牡丹”，以至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师傅”的称谓，在北京已经越来越稀少了，只是在老北京人的口语中还能听到。原因是北京的工厂已经逐渐在迁出这个总部经济城市。比如：举世闻名的首都钢铁公司2005年宣布将所有的生产车间迁出北京，而只将“总部”留在首都。曾经遍布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工人”，曾经站满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首钢工人民兵师”的“师傅们”，以后恐怕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工人阶层在总部经济城市消失了。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上海、广州、天津、重庆……

成群结队的女工、男工、师傅们不见了，他们（她们）已经被排山倒海的白领先生和白领小姐们所代替。

总部经济生活改变着北京，也改变着世界。

总部经济趋向于教育的高端化。这个概念有两层意思：其一，在伦敦、纽约、北京、上海这些总部经济城市，高端教育院校和学科的比例超过中端、半高端的数量。许多家长宁肯把孩子们送到总部经济城市的名牌大学，甚至送到国外，也不愿意让他们在中小城市的专科、中专学习——当然，送到国外名牌大学的目的，不应该是去复制名牌，而应该是把知识超越的标杆提升得更高一些，直至超越名牌。这种趋势造成总部经济城市的人员教育素质整体趋向高端。高端人群在总部经济环境中生存的几率远远大于普通人群，或者普通知识人群。对于一般性知识的接受程度，已经不再是总部经济优先考虑的目标。一个青年人在接受职位考察的时候，首先接受考察的恐怕不是他的基础知识以及掌握基础信息的能力，不是这样。总部机关更需要的是青年人对知识和信息的自我判读能力，自我改造能力，自我创意能力。对一个人才来说，重要的是这个人吸收批判知识信息的能力和智慧，而有没有文凭并不是首要的问题。

第二层意思是说，高等学校的功能将会改变。名列世界财富前茅的比尔·盖茨的辉煌事业，亚洲巨人李嘉诚的人生轨迹，大陆一批又一批土生土长的企业家的出现，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嘲弄着大学的教育资质。也许正像孩子们说的那样：将来不再需要到学校去上课了，校园将不过是用来为公众扮演“自我训练场所”的角色。校园将越来越会是对每个人开放的公众自我学习场所。

今年初在北京朝阳区中央商务区以东的一个影视动漫开发基地，当我告诫开发商说，这里的常驻人口状态将要彻底改变的时候，他（她）们感到像要面临一场灾难。其实我还没有说完。如果我说，连你自己都不会再在这里的时候，恐怕他们就要晕过去了。因为正是他们的一位领导干部对我说出这样愚蠢的话：为什么我们一个劳力一天辛辛苦苦才挣几十元钱，而那些人一天就能挣到相当于我们一个月的报酬？面对这种问题，我还能说什么呢？时代需要具备高端智能的人们。

总部经济生活会将整个城市变成一个“智者的花园”。总部经济生活会将整个城市的服务行业引向“智能化”的方向。有利于高端智能人群健康的食品，有利于高端智能人群的书店，有利于高端智能人群的用品商店，有利于高端智能人群的娱乐和休闲场所，有利于总部高端智能机构服务的中小型企业和团体，有利于解答高端智能社会经济问题的论坛和活动，有利于高端智能人群的医院和疗养院……将会密布全城。有数据证明，北京和上海市内的心理医生数量正在成倍增长。高端智能人群，以及服务于高端智能化的人群，服务于高端智能化的行业……将会密布全城。从这里退出去的，将是我们几代人见惯了的传统事物，那些“以普通市民为主题”的生活。前不久，我去北京后海以及什刹海——那里曾经是老北京市民的生活圈，但是今天在那里已经很少见到那些市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不错，那里正在“还原旧时的状态”，就连前门外的大栅栏也在“还原旧时的状态”。但是谁也不要指望在“还原旧时的状态”之后，会再见到多少“原住民”。“还原旧时的状态”后的北京，只是提供给游人观赏的景区。“原住民”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古董，北京新市民将为“高端智能型的市民或者移民”所代替。当我走到雍和宫附近胡同里的时候，正好遇到一扇门打开了，从四合院里边走出来的不是满八旗，也不是老北京，而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青年学者。他转过身来，用自己身上的钥匙锁上了家门。

目前，这种现象其实已经在北美、欧盟，以及全球许多总部城市和地区漫延，只是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它在我们身边正在默默到来。

总部经济将模糊“原住民”的界限，也将模糊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的界限，它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全球化的没有国界的环境。也许正是它，把我们人类引导向——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