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化发展空间与顶层设计风险
——黄永刚为总部经沙龙作的演讲发言稿
沙龙背景：天津滨海新区、常州单条街上500万平米、60平方公里的松江新城、260平方公里的京津新城、155平方公里的康巴什新城……这些都是迄今为止国内知名的“鬼城”。针对目前以上城市化的现状我们展开了深层次的讨论。
张鹏作为总负责人作为此次沙龙的学术代表，从当前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和经验，让大家耳目一新很受启发。此外主持人黄永刚还向大家介绍了会议的背景，提出了一些当前深层次的问题，大家旁征博引、各抒己见，将此次活动推向高潮。从五位一体全方位发展到生态文明、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等方方面面展开了交流。底下是黄永刚研究员的讲话原稿：
黄永刚：
在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内涵以及未来城镇化的总体发展思路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面临众多的挑战与障碍，其中核心是城镇化的顶层设计问题。根据我国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大概要建500万座各种楼宇等。要建这么多的国际大都市，使圈地运动愈演愈烈，和农民的冲突越来越严重，这是人为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的城市千城一面，没有历史文化个性，把好多历史遗迹都给破坏了，都穿上了洋马褂，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所以造城运动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
为什么出现人为的造城呢？我觉得从本质上讲，主要是病态的公共治理逻辑使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跟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很多官员动不动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不动都要大手笔、大战略、大思路。二是城市的市长、书记像走马灯似的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格局，导致城市发展缺乏连续性、长期性。三是对某些地方政府的这种病态的公共治理模式，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经常会出现劳民伤财的现象。
未来中国城镇化应该怎么进行？笔者认为，第一，要两头推进：一头是对已经进城的1.6亿农民工尽快把他们变成城市市民，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另一头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要把重心下移。我们现在是三万四千多个乡镇，其中有一万九千个镇，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城镇化基础。在国外，几千人口就是一个城市，而在广东有的镇人口多达五六十万，还不是市。这样的管理方式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我国城镇化的步伐。令人尴尬的是，在我们的现有体制框架下，我国一些地方试点所谓“镇级市”，还有的甚至提出要建立“村级市”。看来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管理体制如何适应这一要求，对于城市的设置、管理、运行究竟应该做哪些改革和调整，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风险就规划设计风险导致认为的造城运动。
第二，要实施“双引擎”战略。过去我们一直实行东南沿海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战略，我认为早应该改了，我提出“双引擎”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引擎就是依托大城市形成的经济圈，这是未来中国第一经济增长极。这个经济增长引擎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在世界上争高低的。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经济带、成渝、武汉长沙经济圈城区、关中经济带等。另一个经济增长极就是要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城镇化。我们不要试图消灭农村，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耕地的、没有养牛的、喂猪的，总得有这些东西，不可能都到城市来。只有实现县域基础设施的改善，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分布，才能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所以双引擎战略我认为如果搞得好，中国的外部需求再下降，我们的两千多个县，三万四千多个乡镇加快发展，中国经济仍然有20年保持6%-7%高增长的潜力。
第三，从根本上改变城镇的传统治理结构。应该看到，我们现在城市治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我们仍然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实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从城市的设置和管理来看，主要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行相关立法。其核心理念应该是，降低设市人口规模的标准，突出设市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标准，淡化城市的行政级别，给予城市更大的自主权。具体来说，除了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等之外，其他城市不再区分行政级别，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镇级市等，而统一称为市。因为这样的分类，不利于快速城镇化的需要。比如一个镇级市，市长是科级干部，下面的机构怎么设？同样，村级市又该如何设置机构？可见随着我国大规模城市化的到来，我国必须打破原来的城市管理模式，确立新的管理理念，弥补我国省级单元过少以及难以大面积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具有较大难度的问题。
随后，总部经济课题组再次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并希望以后系列沙龙活动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帮助和思考，引领学术前沿，与会同仁也表示，此次学术沙龙使大家拓宽了视野，丰富了专业知识，收获颇多。最后此次学术沙龙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落下帷幕。预计下期主题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