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上午会开的不错；但是大家把目标好像都集中在了物质要素上；我在这里和大家谈的有所不同：我谈的不是物质的东西，我谈的是人——人的智能。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目是西部崛起的颠覆和涅磐，那么我们就来谈谈颠覆和涅磐。

我的题目是中国金融商务区的楼宇经济发展模式。谈到“楼宇”我就想起一个小故事，大家知道中国总部经济的楼宇发展已经八年，全国总部经济项目的实践，最早是在2003、2004年。许为平他当时面对着北京西南角的一片戈壁滩，他的雄心很大，他说要把这里开发成北京最大的房地产！我说你想怎么开发？他当时背靠着几十平方公里的荒地对我说：我要做北京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我要在全国搞它100个最大的售楼会议，我要选100个最漂亮的售楼小姐，我要在人民大会场举办全国最大的售楼会议。他问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说错，不对，彻底地不对！他问我应该怎么做？我说，要叫我来说的话，所谓“100个售楼会议”，一个会议也不要开；“100个售楼小姐”，一个小姐也不要；“全国最大的售楼会议”，根本不需要办。而且我还告诉他：从此以后，任何一个人问你是什么地产商的时候，你就不要承认，你说你不是地产商！他说你这不是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了吗，我是搞楼宇开发的，我是搞商业地产的。怎么能不卖楼呢？我说对啦！我说你要卖什么，你就不能去吆喝什么。你现在搞楼宇开发，你就不能说卖楼。他问我说那我做什么呢？我当时跟他讲，别人问你是做什么的时候，你说你是总部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的倡导者——第一个实践家！我给你策划100个总部经济论坛；售楼小姐不要，我给你选拔100个总部经济小姐；然后在人民大会堂，我给他策划了第一第一届中国总部经济嘉年华。在连续七天的隆重大会期间，其中包括总部经济电影招待会、总部经济交响音乐会、总部经济的招待酒会……等等，根本不谈地产。大家知道，正是那次会议把整个北京的媒体给炸平了，在京的所有主流报纸头版头条，都登载了这个消息，就是许为平他拿下120万平方米的一套地，后来说几十公顷、甚至已经到了将近10平方公里，他圈了这么多的土地却不承认自己是地产商。这个事情坐在前排的梅总也清楚，我在梅总04年主持的大会堂科博会上也做过介绍。后来我们确实这样，我和他在若干个，没有一百个也有几十个论坛上大力倡导总部经济，我们在科博会等这些会议上面大讲特讲，提倡总部经济的概念。

当时很少有人懂得总部经济是什么？但是大家感到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地产商不搞地产而是搞什么总部经济，这就是卖白菜的不要吆喝卖白菜的道理——当大家都在卖白菜的时候，你如果也说卖白菜，你的白菜就卖不出去了，当别人问你不卖白菜卖什么的时候，你要说你卖的是——营养。各位朋友，正是因为这个“不卖白菜——卖营养”的战略思想，使他许为平的第一年售楼业绩超过北京传统售楼的奇迹，2004年北京市政府把首都经济发展方向确定为总部经济，2005年上海、深圳把城市发展方向确定为总部经济，首都钢铁公司等一些大集团公司纷纷把工厂迁出北京，只把总部留在首都和上海。2004年村春天我们搞出了第一部有关总部经济的理论专著《总部经济，潮起中国》。05年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的经济学第一次登上世界级学府哈佛大学的讲台。八年以后，总部经济在全国遍地开花。我在这里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许为平当时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能走，让我做他的首席策划师。我说对不起，你别忘了：我已经把你的思想全部颠覆了！他说正是你颠覆了我，所以这个“首席策划”非你莫属。后来由于一些原因，05年以后我的团队离开了那里，开始专著于这个理论在全国的研发与基础建设。

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在打造楼宇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楼宇？楼宇发展模式怎么样去进行设计？模式是由本质来确定的，当你不懂得它的本质的时候，你的模式怎么设计出来？楼宇的本质是什么？难道就是把钢筋、水泥加起来吗？如果说楼宇就是上面一层，再上面加一层，那么地道战叫不叫楼宇？如果说有台阶就叫楼宇，那么四川的峨眉山叫不叫做楼宇？楼宇的本质跟总部经济是一样的，他的本质就是在人的身上。楼是一种聚合物。在这一点和总部经济是一样的。大家知道总部经济，包括中关村、金融街、陆家嘴，东京新宿，新加坡，香港的中环和德辅路……这些总部经济每平方米它所创造的价值，是一个传统地产价值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如何在这个短短的容积内，怎么样储存和扩展更大的价值呢？只有把智慧和智能进行凝聚和浓缩。楼宇就是实现了这种功能。楼宇是一种凝聚人类智慧的空间上聚合的工具；而我们现在修地铁呢，地铁是在时间上进行浓缩。那么我们的总部经济概念和楼宇经济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总部经济并不是外面讲的那样，到处传播的那样，普遍被人们物化了的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高楼大厦的描述，更不是那种什么纯粹的把总部拉到一起来——都不是，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我在著作《总部经济时代》中曾定义过，所谓总部经济概念，是指人类在单一的产业价值观指引下，高端智能的大规模极化与聚合。总部经济的核心是一个“单一的产业价值观”。比如说金融，在这个单一价值观的指引下，人才的、人类的高端智能的聚合和极化，这才是最好的楼宇经济和所谓总部经济的本质。比如说好莱坞，好莱坞它并没有多少楼宇，但是它把所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编剧、制片人、导演、明星聚集在那里，它垄断和控制了全球的影视创意文化产业。比如说中关村，比如说硅谷，硅谷50%以上的都是IT产业的高级人才；比如说金融街，像华尔街，英国金融城也好，1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是个金融方面的高端资质的专家。但是我们国家金融界和它们相比差的很远，我们100个人里面，在上海的陆家嘴和北京的金融街上，100个人里面不一定能够找到1个金融方面的高级专家，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不到1%的比例，我们也多多少少已经形成了在本国的金融的聚集。所以总部经济的发展，它引领着世界的潮流，它给世界发达国家的GDP带来的产值占到80%；而我们国家只有不到20%到30%；我们80%都是粗放型的、低端的、松散的、传统的、高能耗低的、高污染的产业发展模式。也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体力劳动密集型的，外加工型的，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所以要发展总部经济，要发展优秀的楼宇经济，大量的核心就是要有高端人才。北京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总部经济，因为北京自五四时期开始，很早就有很多这样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带动和影响了北京各个行业高端人才的成长。上海陆家嘴很多外向型的人才也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那个时候聚集起来的。所以高端人才的聚集，高端智能的聚集，这才是总部经济的根本概念。

而除此之外，大家在媒体上所能够看到的，在网上传播到的，其他各种各样的说法合流派都是错误的。现在总部经济形成了一种泡沫，在这里我就不谈多了。我要说的是：我们成都在打造金融街的时候，这条路应该怎么走？下面我谈最后一个关键问题，我也把下面这段时间浓缩起来。刚才很多记者，还有电视台采访我，说四川和华尔街比较，和北京、上海、重庆的比较，成都有什么不同？面对这种竞争，它应该怎么样打造自己的金融街？我讲的很清楚，我讲就是人的问题，地铁你能比的过北京吗？大楼你能比得过陆家嘴吗？总部你能比的过华尔街吗？金融城你能比的过英国伦敦的金融城吗？如果从方位优势，从交通物流优势，你能比得过重庆吗？比不过，那么成都还要不要搞金融街？还有没有这个条件搞自己的金融产业？我说有，不但有，完全可以搞得更好！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单一价值观，四川成都大家都知道，是产生纸币交子的地方，交子是什么？交子是地球人类第一个创造了金融产业的流通货币——纸币的地方，这一个命题你在全球任何地方找不到，我们比阿姆斯特丹，比英国的金融城，比他们早三百年到四百年创造了人类的纸币。但是现在我们对交子的论述都停留在一种非常肤浅的概念上，我看了很多四川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专家的论述，也看了很多的教材，都对交子这个重要话题的谈论相当肤浅。

“交子”是怎么诞生的？按一般的说法是九百年前到一千年之间诞生在四川成都，就是当时是在北宋的初年，实际上我们说比它的时间更早：北宋初年把“交子”作为政府承认的纸币，是在民间创造了桑皮纸记账的基础上，传播了一段时间以后才确定的。真正的纸币，真正的货币不是靠政府来发明创造出来，只有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是指令经济时代才是靠政府来创造纸币和货币的；纸币和货币其实都是从民间首先创意和创造的，也就是说都是由私人银行开始发行的，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政府只是给了它法定的一个授权，承认它以法律上的权利。从这个概念来说，我国四川“交子”的发现要比现在专家们所说的时间最起码要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是在一千一百年前到一千年前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在市场上大量流通的纸币。大家知道刚开始的地契、房契进行交换都写在纸上，包括卖儿、卖女、卖身契，都是拿纸去换，纸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有价证券，包括杜十娘，最后都是用一张纸把她卖掉了。而纸，在中国首先发现是在——唐代。

四川的纸与众不同，四川的纸是用桑皮做的，它耐磨，非常的结实，桑皮的纸上面写上一个卖身契、卖房契、卖地契，可以传递并辗转到很多的地方，产业价值的供应链可以延伸到很长，这种情况早就有了。只是到了唐朝末年，五代十国的时候农民起义，因为四川没有铜钱，铁钱很重，背着它爬大山，那怎么办呢？就用桑皮纸来写我欠你多少多少钱，你什么时候拿这个可以找我讨还，或者你拿了这个可以转卖给别人，这个东西是首先在四川民间形成的。到了北宋的时候镇压了农民起义以后，有了一个姓张叫张咏的官员，他当时任成都知府，他把四川民间流传的纸币“交子”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为官方的货币，这个是在995年到以后十年之间的事情。但这仅仅是开始，由交子开始，以后发展到“交引”，作了很多交易，以后又发展成“交钞”，这种四川桑皮纸印刷的货币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到南宋、北宋时期，后来到元明时期都在用这种纸币。这些我们的专家有没有研究？现在我们都在研究世界货币怎么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发行问题，利率问题，外汇问题，大家研究的都是西方金融学，货币学，经济学，都是亚当斯密的东西，凯恩斯的东西，但是有没有本国专家研究东方自己的这些东西和它的规律呢？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金融学现象，早在西方发生前两百年到三百年，在中国全部已经表演过了。什么1929年的金融危机，什么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风波，什么英国的金融市场造成拿破仑时代的债券和利率风险，等等，这些东西比我们国家都晚了两三百年。我们的经验一点不比他们少，我的教训一点不比他们差！我们在这里说，宋代、北宋为什么灭亡？南宋为什么灭亡？辽代为什么打到中原来也灭亡了？为什么岳飞死在风波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货膨胀，纸币泛滥。当时在北宋的时候已经把这种交子这种货币延伸到在全国交易发行，但是刚开始使用纸币的时候，还不知道纸币必须和社会的物质生产总量相平衡，不知道这个道理；政府机构就拼命地发这种值钱的东西。干什么呢？维持战争的需求，维持军队的需要，军队在给自己的军人采购军用物资的时候是用纸币国债这样的手法，那么当时已经滥伐到什么程度了呢？最后在边境地区，这种纸币老百姓都不敢去要，最后全国老百姓都不要，军队您就去喝西北风吧！为维持战争国家当时就用这种纸币政策。

宋朝的纸币基本上使用四川桑皮印刷，印到昏天黑地，印到钱不值钱！大家知道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已经是我们国家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专家，王安石变法其中就有一条，就是在纸币的发行的数量上要控制，新旧纸币要轮流更替，就是我们说的四川印刷的纸币改叫“交引”，这个“交引”发行了两年之后要有新的钞票来对等交换，旧的要烧毁！像这种原始做法虽然不像现在我们说的控制货币的总发行量，控制基础货币，M1、M2等等，不是这么一个系统概念，但是已经有政府的相应措施来对付当时这种通货膨胀，这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货币经济学。后来辽代在打到北宋以后，也采用了通货膨胀，也用了纸币，改叫做“交钞”，但是他们不懂得中原的货币金融学，他们的纸币发行的更滥，后来辽代也灭亡了，金代也用这种通货膨胀支撑战争，最后也灭亡了；南宋曾经有一段非常平稳的货币发行期，但是到它的末年仍然是整个市场的通货膨胀！最后皇帝跳海。所以别人在谈到通货膨胀历史的时候，我就感慨，我说我们的中国的金融货币学家们到哪里去了？他们难道不知道在世界上发生所有的通货膨胀和金融货币的这些历史，在中国早就反复地经历过了吗？但是为什么后来我们的纸币到最后不行了呢？是由于外汇调节经验不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外汇，在当时就是白银。就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由于资本主义贸易大量的扩展，下西洋，从南美洲、墨西哥、智利盛产的大量白银涌入中国，这样外汇进来，把我们的纸币给淹没了。所以我国的纸币发展当中有一个断档期，一直到明末清初，我们的纸币是一个空白，就使我们国家落到了今天被世界各种强大的纸币所包围这样一个被动环境里，而且我们至今得不到一个金融创新创意的最佳环境。但是这个世界上是谁创造了纸币？两三百年、三四百年的人类纸币的发展史，是应当归功于四川的民众，是成都平原的民间，锦江两岸的智慧儿女。他们这些创意者，创新者的功勋，都是我们永无价值可以计算的。

所以他们在问我，我们怎么样和华尔街比较的时候，和北京的金融城、和上海的金融城比较的时候，我说根本没办法比较：他们任何城市的金融产业，都超越不了四川民众在纸币发明中的地位，更代替不了四川民众为人类创造了纸币，而且延续了几百年繁荣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实。当时创造了宋代这个世界最大的财金产业经济大国，创造了开封、杭州这两个世界上最有钱的商业都市。靠什么？靠的是创新。那么我就是说，我们成都的金融经济怎么发展，不光是修楼宇，修地铁，首先是人，是具备高端智能的人，给人创造条件，从体制上，从教育上，从人才信息上，从人才的物质、环境上，从人才战略的各个方面上去挖掘，去发现，去培养，去吸纳，去聚集，去扶植，甚至去争夺，这样的能够在金融领域创新的高端人才。只要我们按照这条路去打造我们的东大街的金融街，我敢这样说，北京、上海、华尔街都没有办法跟你们比较，重庆也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在金融创意方面我们最有话语权，资历最老，走在最前面，最有资格去讲话，去评说。当然，后来我们锦江儿女在金融创意方面的能力和热情，仍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迸发出来，四川的这种创意精神是不可埋没的，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张股票也是从四川冒出来的，红庙子把股票当大白菜来卖，世界有这个地方吗？北京、上海有吗？只有四川才有。其实结论，已经不言自明——

成都金融城，成都金融街的总部经济怎么发展？怎么打造？怎么超越别人？抓住一个：人，金融产业的高端人才，金融产业高端人才的高端智能的极化与聚合，抓住这一点，锦江儿女保证能再一次走到全国金融总部经济产业的前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