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设部邀张鹏亲赴上海同济大学
向两百家城市规划机构讲解顶层设计
最近，国家住建部有关机构邀请中国总部经济战略设计研究院 院长、国家总部经济课题组负责人张鹏教授亲赴上海，为住建部组织召集来上海同济大学的全国近两百家智慧城市的管理者、城市建设规划院的设计师们，进行了一堂“城市顶层设计”的宣讲课。张鹏教授用亲身的经历、生动的比喻、深刻的哲理，传输总部经济时代城市化战略中顶层设计理论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当前大江南北普遍出现的“鬼城现象”问诊、把脉；并指出了解决办法和根本路径。张鹏教授长期以来所坚持不渝的城市设计“要以人为本”，“聚合人类高端智能”的战略思想，以及身边活生生的案例，给在座的各地学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张鹏教授演讲的核心内容如下：
顶层设计不能再造鬼城
【中国总部经济战略设计研究院院长-张鹏教授演讲-核心内容】
大家上午好！
…… 十年前的北京，我们靠大家的努力，共同在世界的东方创建了“东方人自己的经济学”——总部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到了今天，总部经济项目在全国遍地开花；花开的模样可谓大同小异，都差不太多；有点泡沫化、泛滥成灾的意思。大大小小城市好像一窝蜂，这也算是国人的一个特色吧！
……为了说明这次演讲的主题，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到一个城市考察他们的总部经济项目。政府领导对我说：“总部经济我们这里已经搞起来了，我们的总部基地项目是由专业的权威机构设计的。”我问是谁？他说，“总设计师正好在，我让你们俩见一下面吧！”我说好啊！正想领教一下这位大师呢。结果见面了。我一看，认识，是我们北京一个霍霍有名的规划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没想到这位总设计师一见我，立刻开始向我道歉，第一句话就是说：“实在对不起，张教授。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也没有给你通报，就把你们搞的总部经济的模式，连同整个建筑的外形，甚至总部楼的构架，就全都照搬过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抱歉！”当时我一听，觉得这也没什么，不怪他。我说“这个是小意思，现在不是说你们一家设计院在这里这样个搞法，全国都是这样子的。”我说，“现在搞总部基地的，你找遍全国看一看，哪一个不是照着北京的样子在搞？ 甚至有些楼的颜色都不曾改动就用上了。建筑风格、造型、布局，很多装饰，都在克隆。这就是特点，国情如此，怨不得你啊！”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在说什么呢？我们是搞规划设计的，我们搞规划设计可以说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起的作用是非常大。过去讲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建设，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十八大以后，提出改革到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深水区，叫“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一起来”。
但是，我觉得，刚一开始的时候，在浅水区，我们没有经验，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可以的。趟一条河下去，一脚深点儿，一脚浅点儿，试试哪个地方水深绕走，那个地方水浅，就咬牙趟过去了。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初期可以，也只能如此；但是到了深水区，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那就不行！三十年以后你再想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你在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你只有被淹死的一种命运。到了深水区，我们必须依赖优秀的顶层设计、顶尖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它实际上是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初期阶段，艰苦大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和教训，积累叠加起来的科学总结。直路和弯路，急流和险滩，各方面积累以后，汇总起来的经验。或者战略，或者理论，或者就是一种新的科学。
我们到了今天的深水区，包括我们城市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你再去搞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事情，就成了笑话。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在今天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今天，更重要的是——顶层设计。就是在我们前期摸着石头过河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我们不再盲目，今天应该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设计。顶层设计。
什么叫顶层设计？我们搞规划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顶层设计师。搞城市规划，搞建筑设计，搞空间设计，搞交通设计，搞管网设计，搞景观设计，搞城市未来的发展设计，你这，就是在顶层设计。但是，作为一个顶层设计者，我们身上担着重担有多重？大家可以看看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是鬼城林立，从鄂尔多斯，到营口，到常州，到天津，到祖国的大江南北，从宇宙中都可以看到一片片“中国的鬼城”。我家在天津滨海有一套房子，面对于家堡，于家堡属于海量的投资项目，到现在十年过去了，仍然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鬼城。这种例子，我相信大家可以举出很多很多。
今天，21世纪的中国造出来这么众多的、大面积的鬼城，在卫星上，在太空上就能看到的大片大片黑压压的中国的城市，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在一个住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出现这么多鬼城，这么多“见物不见人”的城区和建筑，应该是谁的问题？当然，第一个是体制——大家都习惯了这么讲，政府担待着第一责任。第二个，企业家的问题，企业家什么问题？眼光短浅，见利忘义，投资者制造泡沫，这也算是一个原因。然后，第三呢？第三个责任是谁？设计师，我们的规划师，我们的顶层设计师们——有没有责任？！
请问各位规划师、设计师、总规划师、总设计师，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责任？我们的鬼城设计，耗费了多少人民的财富，大家想过没有？有一次我到中山去，我的老同学、老校友，地产集团老总，他在天津已经搞了一个鬼城，大家都知道，现在不能说完全是鬼城吧，但也有一大半是鬼城了。他计划在中山开发，开发了好几年，花了很多设计经费，请了多个号称全国权威的规划设计机构，帮他进行城市总体规划。这里包括北京和上海，包括一些顶尖级的规划设计院，我不提它们的名字。但是规划设计搞完了以后，没办法开发。为什么？因为有天津的教训，不敢再开发。为什么？害怕！害怕再出现一个鬼城。
后来他找到我，邀请我去帮他诊断诊断，不行的话就推倒重来。正好我在深圳开会，应邀请就去了中山。我去了以后，一到中山市。我第一步骤就是先到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翠亨村出来，跟着我就到附近的一些原住民的家里去走访。我在想，为什么这里出了一个孙中山，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一定是有他的历史根源，人文根源。我问当地的老百姓，你们祖辈在历史上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价值趋向，他们的思想，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祖辈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祖先是怎么样创业的等等，这是我第一天的工作。
我做完这些工作，我才去见他们那些开发商和设计机构。结果那些设计师，规划师感到非常奇怪，他说你张教授是来帮我们考察设计总部基地项目的，不应该是来旅游的，浪费一天时间，跑到翠亨村去干什么？
我对他们说，你的城市开发，到底是为谁而开发？你为谁在做规划？我说你们这么多年了，你们有没有去去民间走访一下，有没有到中山先生的翠亨村去？中山市这个名字就是按孙中山这个人取的，这地方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当地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你们去过没有？那个总规划师说：“我是搞规划的，我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翠亨村。我到孙中山的家里去干什么？”
各位在座的朋友，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城市规划师、我们是城市设计师。那么，什么是城市？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或者大会、小会上，听到我们国家所谓的一些大专家们、权威们、教授们在台上讲“什么是城市”这个概念。他们搬出来一套套的城市概念，说这个概念，说那个概念。我听来听去，没有一个人把“物质化的城市”，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我们是细心的学者，好好读一下世界上真正权威的大师们是怎么样解读“城市”这个概念的。撰写《世界城市发展史》的一个权威也是泰斗级的人物，是一个叫做刘易斯·芒福德法国人，刘易斯·芒福德先生在他的《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什么是城市？他说“城市就是人的器官”（一说“爱的器官”），还有我们国家的老一代权威人士，我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的创始人朱铁臻教授，他曾经是我国城市建设的一带权威，朱教授送了我他的著作。他对城市的理解是：“城市是人的故事”。而我们总部经济课题组呢？当年打造我国第一个总部基地的时候，我们就和北京市地方科研机构的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观念对立。我们始终认为：总部经济是人的经济，城市是人的城市。十年多来，我们至始至终不同意那种“见物不见人”，被“纯粹物质化了” 的，那种总部经济观念，和城市发展观。
在我们看来，城市，绝对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表面的东西——砖头瓦片的堆积，绝对不是！城市，是“人类的器官”，是器官的一种“延伸”。
什么叫人的器官？大家知道，我们都长了胳膊、长了腿，可是城市那么大的地方，我们走不过来的情况下，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胳膊、腿——延伸。靠什么延伸？靠马路交通，靠交通工具，靠汽车、靠地铁和轻轨。
当我们耳朵听不过来的时候，城市这么大，我们不可能把城市所有的信息都装到耳朵里的时候，我们就要造通讯，靠录音，靠信息记录仪，是不是这样？
当我们大脑想不过来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东西太多，我们就要用计算机、互联网。我们就要靠我们的大数据、物联网、到云计算。
我们自己蜗居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更多的空间给我们住宿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活动空间叠加起来，变成林立的高楼，和耸入云天的楼宇。
当我们觉得身上寒冷，我们的衣服不能够足以抵挡风雪的时候，我们就有暖风和空调，空调是我们的衣服；同时也是我们的扇子。
当我们在品尝各个地方的饮食的时候，我们品尝不过来四海美食，我们就建起了风格各样的饭馆和餐厅。
当我们身边的孩子和老人照顾不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就变成了我们的幼儿园，养老院……
所以，我说城市里边所有的东西，每一个砖头，每一个瓦片，每一个细节，都与我们人类的器官联系在一起。你可以举目四望，无不如此。
今天，我们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人”这个概念，没有从“人性”，“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出发，去思考、去规划、去设计，那么我们的规划就是错误的。都是多余的，都是浪费的。就是不需要的鬼城。
有个老板带着包括北大、清华很多规划设计专家，来请我吃饭。让我来讲这些道理。其实他们不需要让我讲，他们有的比我资格还老。我说你们都是规划设计专家呀，应该懂得人文科学。但是他们说不是的，教授。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这些，我学的建筑，我们目前这个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交通、给水、排水、景区等等教科书中，没有你说的这些东西。建筑力学、建筑结构学、建筑材料学，我们学的就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些，还是这个东西，我们哪想得到你说的这些？这是你们考虑的问题，你们搞战略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我说如果说教材告诉你这样讲，教材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把你教材里这些更帮帮、冷冰冰的东西，去和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对接，那就错了。我们是搞控制规划，总体规划，各种修规，详规，都离不开一个概念规划。我们不是只搞规划，不讲概念，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概念。可是我们很多的这种《规划书》，只有规划，没有概念。
我看了很多的规划书。厚厚的一本，打开以后，一开始就是这些类同的东西：交通、水系，砖头、瓦片马上就出来了，人在哪里？没有。我们搞规划不是这样的，我们课题组的一本书规划出来的话，可能前半部分，甚至一半以上，都是关于“人”的东西。关于这个特定城市里的特定人群的东西，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它的人文、它的精神、它的底蕴、它的模式，以及它未来成长的空间分析和研究。
我们只有确定了这个城市它不同的人群，不同人群的不同故事，不同的需求。我们才能决定每块砖头、每个瓦片、每吨钢筋和水泥，应怎么样去作不同的规划、不同的建设，以及应该摆放在哪些不同的地方。
如果大学的教授告诉你，你学的教科书已经足够了。凭着那里边的东西就能直接为为社会服务的话；我跟你说，你的这个教授是不合格的，这个大学也是不合格的，不及格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体制。我们做工科也好，理科也好，我们更要关注人文科学，更要关注社会科学，更要关注地球上的一切。
我在几次演讲当中，随身曾经带着一个鸡蛋，但是今天我就没有带鸡蛋过来，太麻烦了。我拿起这个鸡蛋，给大家说：这是什么？大家说是鸡蛋。那我问“鸡蛋是什么” ？如果从外形看，我们可以说鸡蛋是“圆球”，能不能这样讲？或者说蛋壳很硬，鸡蛋是个“石头”，鸡蛋是个石头？能不能这样讲？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那鸡蛋和鹅卵石没有两样。但是对不起，鸡蛋不等于鹅卵石。鸡蛋也不是橄榄球；鸡蛋就是鸡蛋，鹅卵石就是鹅卵石，怎么能说鸡蛋是鹅卵石呢？什么才是“鸡蛋的本质”？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鸡蛋打碎！我们打开蛋壳以后，我们才看到：鸡蛋的本质是卵，是母鸡的卵，是生命蛋白。这才是鸡蛋的本质。
可是我们的规划呢？我们规划设计院呢？我们全国很多很多的设计师呢？几十年来，大家都把鸡蛋壳作为鸡蛋的本质，大家都把没有生命的鸡蛋壳当做鸡蛋的本质来设计。大家认为：一个城市的规划，一个楼宇的规划、一个地区的规划，就是在做一个鸡蛋壳，你画过来，我在画过去，我只要把鸡蛋壳画出来了，就完成任务了，这就是我们的规划和设计，对吧？现在全国上下，到处都是这种空空如也的鸡蛋壳。
有多少人曾经打破了鸡蛋，去设计和研究里边的生命蛋白？现在，我们在北京生活，一般的鸡蛋我们不敢吃，为什么？那里边很多东西是用激素或者什么不是道的鬼东西，培养出来的鸡蛋。我有一次，打鸡蛋，一打，鸡蛋竟然爆炸了！像小炮弹一样，真想象不到，鸡蛋都会爆炸，黑呼呼的，臭死了，弄得整个厨房臭得不得了。从此以后，这种品牌的鸡蛋再便宜我也不买了；再贵我也要去买好的鸡蛋，它是用那种有机的，完全是那种吃小虫子的，在北京郊区农村到处跑的这样的鸡蛋；专门找那种鸡蛋。我要说的是，我们的规划设计师们，首先要研究的不应该是鸡蛋壳，而是研究怎么样让它孵化出有机的生命蛋白出来。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用什么样的饲料，用什么样育种的方式和人工的管理，使这颗母鸡的卵，成为最健康的，对人们最有益的，可持续发展下去的生命模式。
最近听说，李嘉诚把资金拿跑了以后，正在创造自己人工鸡蛋。听说是一种植物鸡蛋，今年就要推出来。他也是在研究这个，在研究蛋壳里边的东西。好像不再需要蛋壳了，咱们不知道对不对。有了这个里边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城市鸡蛋”研究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对这个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对这个“城市鸡蛋外壳”的形状，它的硬度，包括它的颜色，材质等等，才能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定位、规划和设计。但是我们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规划设计机构，没有这样做，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说，我们在“中国鬼城”这种历史现象面前，我们大家有责任，当然我也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在座的都有责任。作为社会的“精英”一群来说，我们更应该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历史责任。
这里插一个话外题：为什么“精英”一群，更应该主动承担历史的责任呢？因为，这是中国。
中国的“社会中坚”即“知识精英”，与别国不同。很多国家的社会基础都是很有知识的人群，人人都是有质量和品位的知识精英。这些国家的大事情，是由这个国家多特有的广大高素质的社会民众绝对的。还有一些国家不同，社会长期处在原始阶段，国内几乎没有知识人群。国内大事情几乎全部是由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上层“海龟”绝对。中国不是上述这些国家，与他们不一样。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精英们很辛苦，他们既要为上面君王考虑，又要为下面黎民考虑。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你说累不累？最累、最累，是中国的精英。上面是昏庸庸，下面是茫然然。官僚们尸位素餐，百姓们麻木无知；几千年都是靠精英的不断牺牲，在支撑这个民族的变迁与发展。他和外国和国外的民族不一样就在这里。这是历史造就的国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社会精英来说，应该在国家发展上、在国家城市发展这个特定的状态当中，应该主动承担起更大的顶层设计的历史责任。我们为什么不能跟领导政府去游说，去讲明白一些道理？我们为什么不能跟企业家说明一些利害关系？我们为什么没有跟老百姓的孩子们解释清楚这些城市建设问题？
为什么非要去迎合他们一些表面化的需求？去给他们搞乱七八糟的鬼城？去断送这个国家的命运呢？
【以下演讲从略……】
